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中，有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议题频现。无论是人大代表建议设立“汉服日”，还是政协委员建议建立“成人节”“拱手礼取代握手礼”，“两会”的议案提案折射出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十足关切。
“传统文化”到底是指什么，在如今是否还有生命力？现代化与西方文明是否在扰乱它的根基？面对如今的社会问题，我们是否能在传统中找到解答？
《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的许纪霖，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记者：西方文化的核心关注神与人，中国文化的核心关注天与人。从文化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似乎都首先关心自己与“神秘力量”的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类似的文化心理？
许纪霖：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是不一样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我们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叫“祛魅”，除去魅力。魅力是什么？来自哪里？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这叫超越世界。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人很难想象，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世界。好的知识不像目的明确的工具箱随需随取，它是一种储备，等待关键时刻被亮出来。
但是古代人一定有。在西方，是“上帝的世界”；在中国，是“天道、天理”。越是往远古，人的理性能力就越弱，越容易产生无法把控自己命运的恐惧：飓风来了，把部落所有的帐篷都吹走；庄稼种得好好的，冰雹、洪涝来了一下子毁掉。越恐惧越崇拜，比如蒙古人的狼图腾，也是一个证明。
从这种共同的“恐惧”“崇拜”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平常一讲到中西文化，更多的是讲区别，好像这两种文明只剩下差别。但事实上，中西文明之间的差距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记者：“孟母三迁”“孤儿寡母出人才”这样的传统文化故事，总会让人想到近来对于学区房、“鸡娃”的探讨和焦虑。对于后代成才的企盼与不计代价的付出，是一种文化传统吗？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总是生活在比较与压力之下？
许纪霖：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解释，我这里举一个我的好朋友、知名人类学家阎云翔的解释。我们都知道，所谓近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有一个是追求“个体化”——个人主义，个人从家庭网络中脱离出来。
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和中国人对自己的生命理解有关。不同于西方人“孩子是上帝的礼物，我把他培养长大，再还给上帝，让他独立”的想法，中国文化里没有上帝，每个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理解都放在血缘关系之上，以这个脉络来理解生命：父母辈没实现的愿望，儿子女儿可不可以实现？老一辈的遗憾，年轻人能不能补偿？
所以中国的孩子属于家庭、血缘，承担了很多的期望，这种潜意识的文化很强烈：父母是奉献的、无私的，只要稍微有点良心，孩子就会有压力。这不能说好与不好，但它形成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只有放在这个文化背景里，才能理解它。
记者：就像最近《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引发的集体感动一样。
许纪霖：对。《你好，李焕英》这个电影一开始没人看好，但没想到现在如此大热。为什么？不能说仅仅是营销的好或者时机好，这背后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你好，李焕英》代表了很多年轻人内心的愧疚感。中国人再怎么现代，他依然是中国人，个人的完整性无法由个人完成，他依然要在家庭关系的血脉相连里来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
记者：每年在全国“两会”，几乎都会出现对“弘扬传统文化”的讨论。比如今年，有委员提议设定“成人节”，行古代成人礼，或规定以拱手礼取代握手礼等。你怎么看待这些讨论？它们可以对传统文化的普及起到作用吗？
许纪霖：我个人不太赞成用法的方式来创造一种新的礼仪。更好的方法，是通过社会的试点，让好的东西慢慢推广，而不是患上“法的膜拜症”，一切都交给法处理。法律是什么？法律背后是国家意志，但是除了国家意志以外，我们更需要社会的日常秩序，自发的日常文化秩序。
（摘编自《对话许纪霖：把握传统需要建立文化自觉》《南风窗》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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