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心雕龙·史传》曰：“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所谓“直归南董”是指记事要像南史氏董狐那样秉笔直书；而“辞宗丘明”，指文辞记录方面要学习左丘明。刘知几盛赞左氏的语言具有“典而美”“博而奥”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趋向于诗化，即在《左传》文本中大量引《诗》、赋《诗》和运用歌谣韵语使叙事具有诗情，运用整齐而富有节奏感的段落和引发想象联想的字句营造出诗境。这种既包括诗歌、韵语，又富含诗情的书写方式应被称为“诗笔”。历史的记录不应仅仅是直白的表露，也有想象的朦胧、诗意的表达，因此“诗笔”的运用也应当是中国古典叙事的经典笔法。
《左传》记事，无论是议论时事、臧否人物，还是劝谏讽喻、析理辨言，抑或是出使专对、会盟宴好，都大量用《诗》。
聘问赋《诗》，始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寄居秦国，秦穆公宴请他时，“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杯酒之间，诗味溢散，晋文公的谨小慎微与壮志雄心、秦穆公的慷慨豪壮与英雄相惜，皆藏于所赋之诗中。
与“赋《诗》”相比，《左传》中的“引《诗》”行为更为频繁，无论是臧否人物、扬抢风雅，还是讽刺劝谏、解释说明，大量的“引《诗》”行为都彰显了《左传》对“诗笔”的运用。“引《诗》”论事评人多在事件的结尾，一般借“君子”“孔子”或时贤之言来表达。如鲁昭公五年：“《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孔子引《大雅·抑》表扬叔孙昭子有正直的德行。
除了运用大量《诗经》作品及逸诗外，《左传》中的“诗笔”还记录了相当数量的歌谣谚词一类的韵语，这些韵语文体未经润色，或文风古朴，或别有风趣。《左传》中另有讴、歌、谣、谚、卜等丰富的韵语材料散落在春秋时期的各个角落，这些韵语可歌可诵，妙绝道理，引譬连类，韵味悠长，是《左传》“诗笔”很好的补充。
海登·怀特说：“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表现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也就是说，史与诗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的本质。《左传》一书既有史学的属性又有文学的特质，它将比喻、排比、顶真、对偶等修辞方法和想象、联想等表现手法综合运用。
合理运用修辞是古典诗歌营造意境的重要手段，如“对偶”的修辞手法。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骈文和律诗最讲究对偶。同样，在《左传》的叙事中，对偶之法也运用得相当广泛。
在“史笔”之余，《左传》对事件、人物、情节上以“诗笔”所作的历史叙述，弥补了“史笔”缺少的心灵叙事，加强了“史笔”的批判力量，体现了春秋文学的历史进步。在叙事功能上“诗笔”的运用，既调整了叙事节奏，延伸了叙述时间，又丰富了叙事内容，增强了叙事的诗感。值得注意的是，“诗笔”并不是游离于叙事主题之外的情感抒发，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左传》的“诗笔”或出现在叙事之中，或在事件结尾进行评价，制造出一种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在显现深刻政治主题时又可以勾勒出诗意的世俗生活，同时，这种文学上的“笔”，深度挖掘了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看似诗意连绵，却更具有揭示历史本质的力量。
（摘编自徐佳超《〈左传〉的“诗笔”》）
材料二：
《左传》的文学突破恰恰是对宏大事件即所谓“正笔”的历史突破。在“正笔”之外，《左传》在对小事件、小人物、小情节、小趣味的所谓“闲笔”的历史叙述上，发生了从宏大事件向生活细节，从外在叙事向心灵叙事，从拘谨肃穆向诙谐幽默的审美转向，体现了春秋文学的历史进步。童庆炳说：“所谓‘闲笔’，是指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叙事节奏，扩大叙述空间，延伸叙述时间，丰富文学叙事的内容，不但可以加强叙事的情趣，而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诗意感，所以说‘闲笔不闲’。”
《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左传》叙事常常在宏大处用“闲笔”，由细琐的世俗生活，显现恢宏的政治主题，从而组成巨细映衬、大小对比的叙事单元，表达一种小事件推动大历史的历史观念。
“闲笔”往往描写的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却具有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双重意义。从结构上说，历史的发展过程总是起伏跌宕的，“闲笔”的加入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闲笔”往往会是“正笔”的有机构成。而从主题上说，“闲笔”常常通过小事件、小情趣显示历史的大主题、大格局，彻底说来，“闲笔”比“正笔”更突显了《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思想跨越和艺术进步。
“闲笔”不闲，《左传》的眼光是独到的，宏大的历史往往从细微处走来，大历史常常是由一连串小事件构成的。在叙事结构上，“细笔”“闲笔”通常具有章法的结构意义。
（摘编自傅道彬《〈左传〉的“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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