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由“诗分唐宋”引出一个问题：唐宋两朝的其他重要文体，比如词，是否也可以作唐宋之分呢？
文学审美形态的演变，与孕育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化史上，唐宋两朝是一个转折期。以中唐为界，从魏晋到盛唐一直在政治体制中处于中心位置的门阀贵族日益衰落，而寒门庶族势力不断增强，至宋代完全取代了门阀贵族，形成了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经济上，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减弱，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由儒、释、道三教并行走向以儒为主兼融释、道的理学独盛。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则使知识迅速扩散，社会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今人通常将中唐之前上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称为“唐型文化”，中唐发端、成于宋代的文化称为“宋型文化”。“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与“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分别是这两种文化所开出的精神花朵。“词分唐宋”的现象也与唐宋文化转型有关，但与诗歌相比，又有其特殊性。文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中唐之后，“唐型文化”的某些因子依然长期存在。比如科举考试，终唐之世不仅取士数量不多，而且多出自世家大族。作为“宋型文化”思想内核的儒学，到仁宗朝庆历前后才真正实现，理学的生成更要到北宋后期。“宋型文化”诸要素在与“唐型文化”诸要素的相持中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占据了主流。
从词的创作史来看，晚唐五代的温庭筠、韦庄、冯延已、李煜等人是“唐词范式”的奠基者。他们的基本创作方法是“以唐诗为词”，将唐诗的艺术手法、创作经验运用到词中，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含蓄委婉的韵味。北宋词坛在神宗朝以前，基本处于“唐词范式”的影响下。柳永以慢词创作打破了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以赋为词”的手法也开启了宋词新风，但未获主流认同。北宋后期，“宋词范式”初步生成，其构建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革新派，二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改良派。
苏轼与周邦彦的词作为经典的审美范式被广泛接受，是从南宋开始的。南宋前期由于国势剧变，士人多怀抗金恢复之志，因此苏词言志述怀、不拘音律的作风受到重视。辛弃疾接过革新派的大旗，将“以宋诗为词”的作风发挥到极致，完成了“苏辛体”的建构。南宋中后期偏安之局已定，士大夫更加推崇文雅意趣，周邦彦注重技巧、音节和雅、用典丰富的词风由此大受尊奉。姜夔在周邦彦的基础上改良，以江西诗法入词，用健笔写柔情，矫秾丽为清空，开创了格高调雅的风雅词源，形成了“周姜体”。南宋词坛创作以“宋词范式”为主，理论上也与此相应，前期多崇苏，后期多尊周。而“唐词范式”中的“花间体”则处于褒贬并存的境地。人们一方面奉《花间集》为“倚声填词之祖”，另一方面又批评其靡丽的风格无补于世道人心。
（摘编自符继成《诗分唐宋 词亦分唐宋——文化转型与词体审美范式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