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诗礼复兴”，指的是在当前社会生活中致敬、追溯古典诗词文化和礼乐传统的潮流，其表现方式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提倡诵读古典诗词、重温古典礼仪，以此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当前时代背景和生活条件下，如何认识和看待“诗礼复兴”潮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诗礼传统进行回溯，反思诗礼文化对于文化生活的实质性意义，同时分析当前人们追溯传统的社会心态，在此基础上，尝试理解和解释当前的“诗礼复兴”潮流。
“歌诗习礼”具有强大的传统惯性。诗礼的创制是孔子之前的事，但以诗礼教人，从文献上看，在先秦时期则以孔子为盛，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就是对其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后世将孔子的家训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传统承继下来。自汉代开始，由于历代都推崇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正统，故而儒家诗礼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能延续不绝，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自春秋以来，虽然社会大局上存在着“礼崩乐坏”的情况，但就民间生活而言，诗礼传家首先是在孔子家族得到了验证，孔子家族也对诗礼传承发挥了典范性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中“诗礼传家”的愿望，是儒家诗礼文化在民间生活的朴素表达，也体现了儒家诗礼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厚的传统。
诗、礼意味着教化和规范。“诗”是优美文字，“礼”是仪式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外向型、形式化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悦服人心”“安定秩序”的意义。人们往往认为，“歌诗习礼”，可能陶冶自己的精神，实现自我教化与自我约束，过一种安定优雅的生活，从而隐恶扬善，促进社会走向良善，正如王阳明所说：“凡歌诗，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凡习礼，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从本质上说，诗礼之教能够助人“远恶向善”，能够保障差等性的社会秩序，使得人们不至于轻易犯上作乱，切中了人们对于教化与规范、优美与秩序的诉求，故而历代对其追念不已。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于光怪陆离的现代审美产生疲劳和质疑，以当前人们生活中所喜闻乐见的短视频为例，新、奇、怪、短以及搞笑化、娱乐化成为趋势，新技术主宰下的内容肤浅和碎片化成为人们日常审美的主要特质，这反映了人们片面追求感官娱乐的“审美心态”，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所揭示的放弃理性思考、艺术追求而一味满足耳目之欲的现象。对于“娱乐至死”心态的警惕与担忧，往往也使得人们倾向于从“诗歌”传统中寻找“优雅”与“崇高”，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快餐文化”有着天然的情感抵制，希望以雅言传统来抵制时下的通俗文化。同时从伦理生活层面看，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产生忧虑。诸多的社会性伦理问题都与传“礼”的秩序有着抵悟之处，也使得人们对诗礼文化中的优雅、礼让精神更加期待，希望从传统的诗礼中寻求解决之道，于是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诗礼复兴”，如中小学兴起的传统诗礼教育，社会上广为人知的“中华诗词大赛”“国学达人”比赛，以及各地方兴未艾的国乐、古礼、汉服复兴活动等，都是当前“诗礼复兴”潮流的表现形式。这既是当代人对于诗礼传统的常态传承，也反映了一种期望以“传统之药”来疗治“现代之病”的社会心态。
“诗礼复兴”现象，是从传统角度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回应，其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活生生”的精神传统，希望以古典的诗礼精神来充实和完善现代教化和现代伦理秩序，改造审美缺失与伦理混乱的社会问题，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弊病，有利于实现“审美重塑”和“道德重建”。
（摘编自朱承《“诗礼复兴”与回溯传统的社会心态》）
材料二：
《诗经》是先秦诗性文化的总结，礼制是先秦制度文明的核心。“诗”缘于仪式化艺术搬演需求，进入礼制建构和运作；而“诗”与“乐”共同参与礼制，构筑礼乐文明。这是一种最明显、最典型的共生互动模式，并日益转化为政治理想和文化思想领域的“诗礼文化”。
礼制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构建与时代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相适应的雍容典雅、温婉和谐、秩序井然的礼乐文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不仅是艺术化的礼，更是礼制建设的艺术途径。于是，《诗》自然成为历代礼仪典章和社会教化的重要依据，“诗教”便成为“礼教”与“乐教”的核心内容。故自西周初期开始，周人开始将“诗”与“礼”“乐”结合，在对贵族子弟的教育过程中，自觉建构了“诗教”“礼教”“乐教”结合的教育体系，使得“诗”与“礼”在“乐”的中介作用下，日益密切联系，交融发展，形成宗周礼乐文明中诗礼相成的特殊现象——“诗礼文化”。这种“诗礼文化”，经由周代王族宗子、公族宗子与家族宗子的大力倡导而不断完善，进而经由历代上自庙堂下自民间的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逐渐成为华夏礼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因此，以传统“诗礼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当代礼乐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然选择。
在“诗”与“礼”广泛而深刻嬗变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则是“诗”与“礼”在制度、仪式、文本上的互动性、互文性，及其“诗礼文化”在政治理想和文化思想领域的交融性、相通性。故“诗礼文化”作为华夏民族精神文化的内核，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创立“诗礼文化”研究的话语系统，建构“诗礼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客观地、准确地、科学地把握“诗礼文化”科学内涵、生成机制、传播方式、流变规律及其当代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编自邵炳军《从＜诗经＞与礼制的共生互动关系看诗礼文化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