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期，某国际大牌推出了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售价高达29000元人民币，但有网友发现，这款裙子神似中国的马面裙。该品牌强调其采用了“标志性的廓形，是一款全新的优雅时尚的单品”，却只字未提“马面裙”。尽管国内质疑该品牌文化抄袭的声音四起，但品牌官方至今没有表态，只是在中国市场内默默下架了这款新品，国外的网站上这款裙子在继续售卖。有媒体认为，这波操作难以被界定为抄袭，只能冠以“文化挪用”。
在这一事件中，不少人被科普了马面裙的概念：马面裙，前后里外共有四个裙门，两两重合，侧面打裥，裙腰多用白色布，取白头偕老之意，以绳或纽固结。马面裙的风格由明代的清新淡雅到清代的华丽富贵，再到民国的秀丽质朴，其结构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此前，也有不少国际大牌借鉴中国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在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舞台上，1981年戴安娜王妃曾经穿过红色的马面裙，当时的新闻稿写的是中式刺绣裙。这些借鉴参考，在文化领域并不少见，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喜爱和推广，为国人所乐见。
要想让我们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就需要主动去发现。在此之前，许多国人并不了解马面裙。争议事件发生后，众人才知道，这种款式不仅凝结了古人的实用智慧和审美情趣，更具有十足的现代感，只需稍加改良点缀，便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时尚单品。
文化交流与元素借鉴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韩国端午祭申遗”等文化抢注事件一直让国人耿耿于怀，此次“被挪用”则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不过，与其停留在口头的“抗议”，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整理中来，寻找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传播的方法。
（摘编自张晓涵《文化挪用，应让公众更关注传统文化守护》）
材料二：
文化挪用是指处于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将其他不属于自己文化中的元素进行符号特征挪用的行为。对于文化挪用的批评者来说，文化挪用是一种异文化思维下对本土文化的误读与错用，是对被挪用者的冒犯，特别是文化挪用本身所具备的符号化、片面化及多变性等特征让人将其视为是刻板印象的输出。但是，文化传播是从符号开始传播的，即文化传播的第一步永远都是符号化与片面化的。这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现中国不离功夫，表现日本不离和服。符号化的目的是便于传播与记忆，只有借助符号化的事物进行文化传播，才能使得更多处于外来文化背景中的传播对自身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地进行输出。
文化挪用是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文化的传播本质上是携带特定意义的符号的传播，即一种“输入—输出”形式的传播。从世界文化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来看，世界各文化是以彼此对立又彼此协商、彼此融合又各自独立的姿态进行交流与对话的。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文化挪用是一个极具矛盾色彩的词汇。文化挪用的经典定义把文化挪用描述为“一个文本整体或部分元素从原语境中抽离、提取出来，并将其置入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利用截然不同的语境和理解结构造成源文本意义的改变或‘语义转换’”，这个定义可以拆分为两个层面，它一方面指将某物从一个语境中拿出来，然后放到另一个语境之中，这里涉及到（西方文化）对异文化的“借用”乃至是“窃取”与“销毁”，是一种“不平衡”的模仿性交会；而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学习与改造，它不仅是对一种文化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而是在原有意义之上赋予新的意义。长期以来，文化挪用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负面意义的受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积极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快速变革与文化急速演进使得文化焦虑遍地滋生，文化保守主义者错将保持文化特色与文化体系的开放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因为后殖民语境下对文化霸权主义、东方主义的批判使得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立不可协调，而忽略了文化挪用具体而言是一种现代性占据话语中心时，以“自我文化”为视域，以“创造性改写”为中心，将异文化强行纳入自身文化语境与视域之中的一种转化行为，这是世界文化走向交流与碰撞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展开时的必然现象与走势。
在对文化挪用进行讨论时，要避免“绝对原创性”的误区，避免陷入保守主义与自闭主义。一种文化若想进入世界舞台，就必须以适合其传播的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文化。马克思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即“用世界性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自身文化之外出现与发展的文学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能够包含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文化的作品”。作为日益成为学术关注重点的“世界性文化”或“全球性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地方性”，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具体而为之的，而是各个文化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产物。简而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对立的产物，如果想要自身文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发展与尊重，就要让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其他文化中的特殊性相交流，使其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
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注意文化挪用的负面意义，也要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善用文化挪用，在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与“文化星丛”中的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 “傅满洲”①式的想象，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以符号为载体，各文化共同参与编码与解码，实现“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自信”。
（摘编自徐冠群《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新：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文化挪用的积极意义》）
【注释】①傅满洲：1920年代西方文艺作品中的华人反派角色，细眉长眼、两撇胡须，被视为邪恶东方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