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江南”是“佳丽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人心目中这个文化区域所独有的元素。美学研究者刘士林先生认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而笔者认为，“文化江南”应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书以及与之有关的撰写、制作、流通、存藏等技术，产业与运作制度。
因此，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断对象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对象与自然禀赋的山水，也为江南文学的发展与书籍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水与诗书互相形塑，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与作为主体创造物的文学、书籍互相成就，互相促进，而作为主体的诗人的实践活动即是这种互相交融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是作为主体的诗人发现并创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过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现了田园山水，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诗人将山水客体化为认识的对象，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而山水融入了主体，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则更是将山水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对象。对于江南山水与诗（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江山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诗人文士对此多有阐发，认为江南山水不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风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贼）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摘编自冯国栋《江南的山水与诗书》）
材料二：
山水体现了道的特性，由山水可观天道。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悉，故几于道。”水能滋养万物，不会因为相争和冲突而破坏自然的和谐有序。水处于卑微的位置，却彰显了上善、至德和圣人的无为而治，水之“道”有益于心性涵养和政治治理。水为天下至柔至弱之物，却能击穿石头等坚硬之物，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南朝宋画家宗炳表示，“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山水以其形质之美更直接鲜明地呈现“道”，使仁者在静观山水之中国悟道而喜悦。这也印证了孔子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按照朱熹的解释，“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事理像水一样变动不居，义理像山那样永恒不变。山水形成一种互补，将变化与恒常融为一体。通过在山水间游走、居住、体悟、静观，人们可参透天地之道、治世之道，成为智者或仁者，抑或兼容两者。
“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山水的自然本性充分体现了“道”和“至德”。水大不可极，深不可测，润泽万物，入于无间；而高山仰止，为万民所瞻。山水最能彰显道的本性，是人悟道的直观对象。中国的山水文明展现了“配对”的思维方式，而非西方式的组合逻辑。“山水”融合了静止与流动、恒常与变化、透明与晦暗、密实和稀疏、整体与部分、阴阳、虚实、高低等两极的概念。人在山水里通过“回到源头”可取得新的兴发，汲取新的能量和源头上孕育般的活力，从而解除身心的对立，回到最好状态。
山水赋德、山水比德、山水兴德也是中国山水文明的特质。《诗经》中有大量描述山水的意象来传达道德教诲，山水赋德是通过展示山水的原貌来喻指人的德性。山水比德也是常见的传统用法，如《诗经·鲁颂·泮水》反复提到“思乐泮水”，在泮水中采菜，在泮水边上饮酒，表达对德政的歌颂。诗中还进一步由山水兴德，引申出君王要通过修明德性而兴邦安民。《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也以山比德，用南山北山各种草本植物起兴，赞颂具备诸种德性的贤人君子，称其“德音不已”。《诗经》的首篇《关雎》更是借助河流水鸟植物的比兴，歌咏“后妃之德”，“风天下而正夫妇”，使淑女配君子，而进贤思才。君子从起先的“寤寐求之”“辗转反侧”逐渐转变为以琴瑟钟鼓之礼相迎，心性从自然的情爱冲动转向礼仪贤德，使性情和德性获得涵养。山水天地间美好的景、物、人和生生不息的劳作，可激发人不断完善自身，走向道德人生。
（摘编自林志猛《中国山水文明与精神的超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