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国家允许市镇在自治范围内决定市镇事宜，甚至给予其政治实验的权力。地方分权改革后市镇自治权力加强……市长作为地方的实权人物领导地方自治，抵御着来自其他层级政府的干预。……法国市镇自治仅是市镇从其他层级政府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市镇作为整体相对于外界控制而言实现自治。但市镇内部治理中地方精英将民众排除在外，这种自治对民众来说依然是集权，只不过集权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转变成地方精英。地方集权之恶远甚于中央集权，精英集权既阻碍中央的调控与监督，又阻碍地方民众的知情与参与。
——摘编自武贤芳《制度痼疾与认知偏差：法国治理困境研究》
材料二：晚清时期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之下，许多城市市民开始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谄议局，并颁发了《诺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兴办城市自治机构，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1911年，各城市出现的公开性社团达600多个，这些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能力。此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创介民间市政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市政治理中去，维持社会治安。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