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怜是一种自珍，对自我性灵的珍摄。南朝裴子野说：“若悱恻芳菲，则楚骚为之祖。”楚辞是中国艺术中的唯美派。楚辞是清香四溢的，又是缠绵悱恻的。楚辞的香中有冷，冷中孕香，可谓一剂冷香之丸。
屈原有洁癖，史书上说他“瘦细美髯，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日三濯缨”。这是外在的。屈原还是个精神上的洁癖者。古语有所谓“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楚辞的精神气魄足可当之。屈原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是他毕生的追求，在蝇营狗苟的楚国，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选择用玉石俱焚的决心来护持自己的高洁理想。
他的诗满溢着这种洁净情怀。《离骚》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诗人是一位以香为生命滋养的人，他“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真像《庄子》中所描绘的“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大鹏，他用生命护持洁净的精神。
楚文化中就有香草美人的传统。在那个泽国的水上岸边，生长着无数的香花异卉，自古以来，采香草以赠美人，悬香花以避邪逆，储异卉以净身心，形成了丰富的楚地风俗。楚辞吮吸着这样的文化，将其变成一种精神的寄托，出落为一种自珍的精神。
唐李善说：“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王国维说，楚辞的传统在“要妙宜修”。这样的评价很有见地。从美学观念的发展看，楚辞确立了内美和外美相融的美好世界，一个美人香草和美意灵心融合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楚辞的“自怜”，就是“自爱”。庄子也追求性灵的独立高洁，但庄子并不强调内美与外美的统一。
在中国，楚辞几乎成为美的化身。这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在美与丑的拔河中，在净染、污染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楚辞强化了中国文化中美和净的力量。楚辞对后代中国艺术的影响，首先是一种精神气质的影响。从美学上看，它不是启发后人喜欢香草美人，而是珍摄自己的精神。这也就是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
（摘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
材料二：生活在战国的屈原和生活在唐代的杜甫同为古代中国的伟大诗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与忠君思想。
屈原在《橘颂》中，借颂橘之品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志：“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查志兮。”在《离骚》的结尾处，屈原以“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也不离开故国。生活在大一统时代的杜甫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对开元盛世赞美有加：“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代的一场内乱，杜甫为此写下了不少诗篇，反对分裂，支持平乱，维护国家的统一。当得知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时，他写道：“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若狂。”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屈原和杜甫既是爱国的，又是忠君的，但二人却不是愚忠。“爱国”的内涵是丰富的，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表现为抗击外敌时能够挺身而出、为国捐躯，而且还在于能为民富国强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屈原和杜甫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爱国志士大都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处处为国家利益和前途着想，忧国忧民，坚持正义，敢于针砭时政，具有批判精神，不惧怕打击迫害乃至牺牲生命。
屈原诗中忧国忧民的诗句俯拾皆是。如：“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等。屈原不但敢于批判“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的腐朽黑暗的政治，还敢于批判昏君“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原知道他的批判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但为了存君兴国，造福于民，他也就无所顾忌了，他表示为了国家，为了“美政”理想，“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充分表现他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正是屈原伟大的爱国情操、高尚的人格、不向腐败黑暗政治低头的骨气，赢得了李白“屈平辞赋悬日月”的高度赞扬。
杜甫的爱国爱民的情怀早已被世人所公认，杜甫的忠君观念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也决非愚忠之人。杜甫被唐肃宗拜为左拾遗后不久，房琯得罪肃宗被罢相，杜甫因营救房琯而触怒肃宗，结果被肃宗赶出朝廷，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因凡事要从国运民生出发，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就难免不与统治集团发生矛盾，往往会“犯上”、“逆龙鳞”；只有那些为了个人荣华富贵的佞臣群小，投机钻营者或明哲保身者，才会有愚忠的表现。
（摘编自吴贤哲《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