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冯友兰认为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春秋公羊传》也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在于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交融、凝聚。
——摘编自张刚、伍雄武《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唐朝初期的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特点，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郡县，南北朝置左郡右县的历史经验后，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一羁縻府、州，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加授各族首领担任羁縻州的都督、刺史等官，并且世袭其职，让他们继续统辖本族人民。但这些都督、刺史都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命，同时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原有的“可汗”称号，从而保证了中央政府统治和行政管理的统一，避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与分裂。
——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材料三：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基本手段、基本政策和根本立场“没有变”的执政底线，但是又深谙“与时俱进”的重要性，紧密结合中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不断完善民族政策，并且产生了诸多新“变化”。
——高向东、高鹏飞《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百年演进与规律探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