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唐代封建社会，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税收体制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而事实上两税法的出现，则正是当时经济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旧唐书》记载，（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
——摘编自沙岚《近十年对唐代两税法的综述》
材料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宗藩体制逐渐瓦解，口岸和海关的设置、管理均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下。一方面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近代海关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固有的国内常关因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国内市场统一等需要而日遭诟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对内统一财政，实行裁厘。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1931年，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中国近代化海关体系终于完全建立起来了。
——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古代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