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虽然“天可汗”没有号令整个游牧世界的权力，但至少在“南北兼跨”时代，“天可汗”称号确实有助于唐朝更有效地统治北方草原归附部落。太宗以皇帝身份兼有可汗号，这与传统以皇帝为核心的天下观念有所不同，体现出唐初延续了十六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兼容胡汉的政治文化……唐朝作为一个统治地域兼跨农耕、游牧等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其在组织形式上并非单一、匀质的，在一体化基础上又呈现为更加灵活的组织形态。
——刘子凡《“天可汗”称号与唐代国家建构》
材料二：从法国大革命迄至今日，民主信条被证明是民族主义最得力的帮手。个人对民族群体的忠诚感，当他们是臣民时和他们是公民时不可能完全一样。政治民主，在一个语言统一或者至少绝大多数人民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远比它在一个多语言帝国更加有效。如果人民要统治自己，他们就必须互相了解，能够说或读一门共同的语言。民族群体因此提供了民主统治的实践基础，而民主统治，或者说争取民主统治的斗争，反过来促进了民族主义。
——【美】卡尔顿·海斯《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
材料三：马克思指出“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生产交往实践和社会文化积淀的观念集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相信有共同的唯一归属，相信有共同的血统，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的文化情感意蕴，内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延展于文化象征符号系统表征的共同体概念体系中，阐发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陈文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