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文化就是乡村的魂。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持久弥新的魅力和风采。
《荀子·富国》中写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农时观、地宜观、节用观等。农时观强调“不违农时”，形成了“二十四节气”，并用它来指导农业生产；地宜观就是要因地制宜、因物制宜，选择合适的土地和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从而趋利避害，比如古人根据地形条件，创造了梯田、垛田、砂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节用观主要是用之有度、用养结合。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即指用和养要平衡。在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精耕细作、生态保护、物质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和技术体系，探索出适宜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可以说传统农业是生态农业的初始版本，为当前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以“家”为基础生产单位，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提高了小农家庭经济比例。在生产过程中，传统农事知识的传播多依赖长者、父辈，而不是通过文字或书本，老一辈的智慧和经验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这也因此形成了尊重长辈的传统。比如，哈尼族先民在梯田农耕实践中，将积累的关于自然山水保护、动植物利用、生产生活的技能和经验编成“四季生产调”，在父子、母女、师徒中流传。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说苑》中有“曾子衣敝衣以耕”的记载。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人和农民这两个传统社会的最主要阶层，通过耕与读达到相互流通。“西道圣人”扬雄的“耕道而得道”则传递了古人对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探索。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高度一致，天然形成知识技术的共享机制，也不需要精准的劳动计量和监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但小农户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弘扬耕读传统对培育高素质农民，培养一支懂农业、善经营的“新农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张灿强《从优秀农耕文化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材料二：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农耕文化蕴含的伦理价值与生态智慧对社会的存续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宗族，是整合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是以血缘的亲疏关系聚集起来的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它构成了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中国社会凝聚与稳固的坚实基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
在农业生产中，粮食产量无疑决定着人口规模。一定规模的人口以何种方式组织生产，不仅仅影响着具体的生产方式，还奠定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的紧密结合，由此决定了土地的产出和人口的规模。如果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如仅仅使用手工工具，以人体肌肉力量耕种，导致亩产量低，则倾向于大量开垦土地，以扩大耕种面积获取总产量提升。耕种大面积土地以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协调生产，对于人群的组织形式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一般的情形中，以血缘纽带将人群组织在一起，无疑是最为自然的方式。于是宗族便理所当然成为农耕时代基层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生产与管理的基本社会职责。由此，宗族往往成为土地的管理者，其对于土地使用的管理权之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土地所有权。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掌握了土地管理权，实际上也就具备了对于全部生产与生活的支配权。因此，宗族在实质上就成为农耕文化的关键性因素。
农耕文化中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聚族而居的农业生活形态，农耕文化与宗族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农耕方式决定了宗族的基本结构。林耀华认为，从同一个祖先传衍下来，共同居住于相同的村落地域空间中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构成宗族乡村。在宗族乡村中，宗族占据支配性地位，发挥总体性功能。乡村社会中的民众以宗族的方式结合，宗族构成乡土中国基本的集体组织形式，民众依靠宗族开展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是宗族乡村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挥着总体性的支配作用。全族人共同供奉的祠堂是宗族的最大特征，宗祠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宗祠既是祭祀祖先的神圣空间，也是族人交往的日常公共空间；既是族老政治的舞台，也是家规族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宗族乡村中，个人、家庭、房支和宗族构成环环相扣的整体，从家到族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整体。中国宗族社会的文化底蕴，正在于以家为纽带的共同体的内聚、整合与应对变迁。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宗族伦理，是乡土中国的底色。宗族的日常伦理实践及其具体的运作机制与逻辑，形成了乡村社会内部较为稳固的规范与结构，塑造了乡村社会的集体认同与文化图谱，由此建构起传统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图景。
（摘编自周丹丹《农耕文化与共同体建设》）
关键性因素，是因为它能够对全部的生产与生活进行支配。
D . 传统农耕文化中，聚族而居的农业的生活形态是由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
以宗族为核心的共同体，有利于稳固乡村社会，形成集体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