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文化就是乡村的魂。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持久弥新的魅力和风采。
《荀子·富国》中写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农时观、地宜观、节用观等。农时观强调“不违农时”,形成了“二十四节气”,并用它来指导农业生产;地宜观就是要因地制宜、因物制宜,选择合适的土地和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从而趋利避害,比如古人根据地形条件,创造了梯田、垛田、砂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节用观主要是用之有度、用养结合。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即指用和养要平衡。在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精耕细作、生态保护、物质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和技术体系,探索出适宜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历经千年而不衰,可以说传统农业是生态农业的初始版本,为当前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以“家”为基础生产单位,特别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提高了小农家庭经济比例。在生产过程中,传统农事知识的传播多依赖长者、父辈,而不是通过文字或书本,老一辈的智慧和经验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这也因此形成了尊重长辈的传统。比如,哈尼族先民在梯田农耕实践中,将积累的关于自然山水保护、动植物利用、生产生活的技能和经验编成“四季生产调”,在父子、母女、师徒中流传。耕读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说苑》中有“曾子衣敝衣以耕”的记载。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人和农民这两个传统社会的最主要阶层,通过耕与读达到相互流通。“西道圣人”扬雄的“耕道而得道”则传递了古人对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探索。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家庭成员的经济利益高度一致,天然形成知识技术的共享机制,也不需要精准的劳动计量和监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但小农户科技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弘扬耕读传统对培育高素质农民,培养一支懂农业、善经营的“新农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张灿强《从优秀农耕文化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
材料二: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农耕文化蕴含的伦理价值与生态智慧对社会的存续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产生于农耕文化的宗族,是整合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是以血缘的亲疏关系聚集起来的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它构成了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是中国社会凝聚与稳固的坚实基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根基。
在农业生产中,粮食产量无疑决定着人口规模。一定规模的人口以何种方式组织生产,不仅仅影响着具体的生产方式,还奠定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的紧密结合,由此决定了土地的产出和人口的规模。如果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如仅仅使用手工工具,以人体肌肉力量耕种,导致亩产量低,则倾向于大量开垦土地,以扩大耕种面积获取总产量提升。耕种大面积土地以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协调生产,对于人群的组织形式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一般的情形中,以血缘纽带将人群组织在一起,无疑是最为自然的方式。于是宗族便理所当然成为农耕时代基层的社会组织,承担着生产与管理的基本社会职责。由此,宗族往往成为土地的管理者,其对于土地使用的管理权之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土地所有权。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掌握了土地管理权,实际上也就具备了对于全部生产与生活的支配权。因此,宗族在实质上就成为农耕文化的关键性因素。
农耕文化中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聚族而居的农业生活形态,农耕文化与宗族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农耕方式决定了宗族的基本结构。林耀华认为,从同一个祖先传衍下来,共同居住于相同的村落地域空间中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构成宗族乡村。在宗族乡村中,宗族占据支配性地位,发挥总体性功能。乡村社会中的民众以宗族的方式结合,宗族构成乡土中国基本的集体组织形式,民众依靠宗族开展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是宗族乡村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挥着总体性的支配作用。全族人共同供奉的祠堂是宗族的最大特征,宗祠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宗祠既是祭祀祖先的神圣空间,也是族人交往的日常公共空间;既是族老政治的舞台,也是家规族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宗族乡村中,个人、家庭、房支和宗族构成环环相扣的整体,从家到族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整体。中国宗族社会的文化底蕴,正在于以家为纽带的共同体的内聚、整合与应对变迁。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宗族伦理,是乡土中国的底色。宗族的日常伦理实践及其具体的运作机制与逻辑,形成了乡村社会内部较为稳固的规范与结构,塑造了乡村社会的集体认同与文化图谱,由此建构起传统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图景。
(摘编自周丹丹《农耕文化与共同体建设》)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沈从文
迎春节,凡属于北溪村的男子,全为家酿烧酒醉倒了。
据说在某城,痛饮是已成为有干禁例的事了,因为那里有官,有了官,凡是近于荒唐的事是全不许可了。迎春节的痛饮禁止,倒是小事中的小事,算不得怎样可惜,一切都得不同了!将来的北溪,也许有设官的一天吧?
“醉了的,你们睡吧,还有那不曾醉倒的,你们把葫芦中的酒向肚中灌吧。”这个歌,近来唱时是变成凄凉的丧歌,失去当年的意思了。
照这办法把自己灌醉的是太多了。只有一个地方的一群男子不会醉倒,他们面前没有酒也没有酒葫芦,只是一堆焚得通红的火。他们人一共是七个,六个年纪轻轻的,只有一个约莫有四十五岁。房中无一盏灯,但熊熊的火光已照出这七个朴质的脸孔。那年长的汉子,拨了一阵火,忽然又把那铁箸捏紧向地面用力筑,愤愤地说道:“一切是完了!这一个迎春节应当是最后一个了!喝呀,醉呀,多少人还是这样想!他们愿意醉死,也不问明天的事!”
全屋默然无声音,老人的话说完这屋中又只有火星爆裂的微声了。
静寂中,听得出邻居划拳的嚷声与唱歌声音。许许多人是在一杯两杯情形中伏到桌上打鼾了。许许多人是喝得头脑发晕伏在儿子肩上回家了。这些人,在平时,却完完全全是有业知分的正派人,一年之中的今日,历来为神核准的放纵,仅有的荒唐,把这些人变成另外一个种族了。
在诸人的沉默中,可以把这屋子为读者一述。屋为土窑屋,屋顶高耸为泄烟窗。屋之三面为大土砖封合,壁上全是军器与兽皮。一新剥虎皮挂在壁当中,虎头已达屋顶,尾则拖到地上。尚有野鸡与兔,一大堆,悬在从屋顶垂下的大藤钩上。从一切的陈设上看来,则这人家是猎户无疑了。
这土屋主人,即火堆旁年长的一位。他以打猎为业,其余六人则全是这人的徒弟。徒弟把这年长人当作父亲,把同伴当作兄弟,遵守一切的约束,和睦无所猜忌,在欢喜中过着日子。他们上山打猎,下山与人做公平的交易。他们做工吃饭,在世界上自由地生活,全无一切苦楚。这属于另一世界的人。
到此年长的人又说话了,他说,“我们这里要一个官同一队兵有什么用处?我们要他们保护什么?老虎来时,蝗虫来时,官是管不了的。地方起了火,或涨了水,官也是不能负责的。”
官是没有用处的一种东西,这意见是大家一致了。他们约定下来,若果是北溪也有人来设官时,一致否认这种荒唐的改革。几个年轻人不自量力,把反抗的责任放到肩上了。他们一同当天发誓,必将最后一滴的血流到这反抗上。
若果有人能在北溪各处调查,便可以明白这一个迎春节所消耗的酒量真特别多,超过过去任何一个迎春节,这里的人原是这样肆无忌惮地行乐了一日。不久过年了。
不久春来了。
当春天还只是二月,山坡全发了绿,树木出了芽,鸟雀孵了卵,新雨一过随即是温暖的太阳。这样时节从边县里派人来调查设官的事了。来人是两个,会过了地方当事人,由当事人领导往各处察看。来人问了无数情形,量丈了社坛的地,录下了井灶,看了两天就走了。
第二次来人是五个,这一次正式来布置了。师傅把六个年轻人聚在一处,商量反对方法。七个人故意阻碍调查人进行,不许乡中人引路,不许一切人与调查人来往,又分布各处,假扮引导人将调查人诱往深山,结果还是不行。一切反抗归于无效,在三月底税局与衙门全布置妥了。
这七个人一切计划无效,一同搬到山洞中去了。照例住山洞的可以作为野人论,不纳粮税,不派公债,不为地保管辖。地方官忙于征税与别的吃喝事上去了,所以这几个野人的行为,也不会引起这些国家官吏注意。
他们几个人自从搬到山洞以后,生活仍然是打猎。猎得的一切,也不拿到市上去卖,凡是想要野味的人,就拿了油盐布匹衣服烟草来换。他们很公道地同一切人在洞前做着交易,还用自酿的烧酒款待来此的人。他们日里或坐在洞中磨刀练习武艺,或在洞旁种菜浇水,或者又出到山坡头湾里坳里去唱歌。
他们是快快乐乐活下来了,至于北溪其余的人呢?
北溪改了司,一切地方是皇上的土地,一切人民是皇上的子民了,的确很快的便与以前不同了。迎春节醉酒的事真为官方禁止了,别的集社也禁止了。平时信仰天的,如今却勒令一律信仰大王,因为天的报应不可靠,大王却带了无数做官当兵的人,坐在极高大极阔气的皇城里,所以不信仰大王也不行了。
还有不同的,是这里渐渐同别地方一个样子,不久就有种不必做工也可以吃饭的人了。又有靠说谎话骗人的大绅士了。地方的确兴隆得极快,第二年就几乎完全不像第一年的北溪了。
第二年迎春节一转眼又到了,荒唐的沉湎野宴,是不许举行的,凡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则有严罚,决无宽纵。到迎春节那日,凡是对那旧俗怀恋,觉得有设法荒唐一次必要的,人人皆想起了山洞中的野人。于是无数的人全跑到山洞聚会去了。做主人的就把所猎得的果狸、山猪、白绵、野鸡等等,熏烧炖炒办成了六盆佳肴,要年轻人到另一地窖去抬出四五缸陈烧酒,把人分成数堆,各人就用木碗同瓜瓢舀酒喝,用手抓菜吃。
众人一旁喝酒一旁唱歌,喝醉了酒的就用木碗覆到头上,说是做皇帝的也不过是一顶帽子搁到头上。他们忘形笑闹跳掷,全不知道明天将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无事。
第三天,北溪的人还在梦中,有七十个持枪带刀的军人,由一个统兵官用指挥刀调度,把野人洞一围。于是将七个尸身留在洞中,七颗头领就被带回北溪,挂到税关门前大树上了。出告示是图谋倾覆政府,有造反心,所以杀了。凡到吃酒的,自首则酌量罚款,自首不速查出者,抄家,本人充军,儿女发官媒卖作奴隶。
这故事北溪人不久就忘了,因为地方进步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作于上海
(有删改)
【注】本文根据苗族传说而写。湘西地区自秦汉已纳入中央王朝版籍,设置郡县。唐五代以后,湘西豪门废除郡县制,实施土司制。清康雍年间,中央王朝武力废除湘西土司统治,委派流官治理,史称“改土归流”。
材料一:
古者学士之于六艺,射能弧矢之事矣,又当善其揖让之节。御能车马之事矣,又当善其驱驰之节。书非能肆笔而已 , 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数非能布策而已,又当知其用而各尽其法。而五礼之威仪至于三千,六乐之节文可谓微且多矣。噫!何其烦且劳如是!然古之学者必能此,亦可谓难矣。
然习其射御于礼,习其干戈于乐,则少于学,长于朝,其于式备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党有庠,于乡有序,于国有学,于较有师,于视听言动有其容,于衣冠饮食有其度 , 几杖有铭,盘杆有戒。在舆有和鸾之声,行步有佩玉之音,燕处有《雅》《项》之乐。而非其故,琴瑟未尝去于前也。盖其出入进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达于其心者,所以养之至如此其详且密也。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盖乐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于《乐》”。昔舜命夔典乐,教胄子,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则乐者非独去邪 , 又所以教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故和鸾、佩玉、《雅》《项》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岂虚也哉!
(选自曾巩《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有删改)
材料二: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
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选自欧阳修《琴说》,有删改)
既A而B学C琴D于E友F人G受H宫I声J数K引L久M而N乐O之P不Q知R其S疾T之U在V体W也
①书非能肆笔而已,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
②则乐者非独去邪,又所以教其性之偏而纳之中也。
微雨中赏月桂独酌①
陈与义
人间跌宕简斋②老,天下风流月桂花。
一壶不觉丛边尽,暮雨霏霏欲湿鸦。
芙蓉
陈与义
白发飘萧一病翁,暮年身世药瓢中。
芙蓉墙外垂垂发,九月凭栏未怯风。
【注】①该诗是诗人暮年所做。作为南宋诗人,作者历经仕途坎坷、战乱悲辛,晚年做此诗。②简斋:作者的号。
20世纪8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赵昌平便下定决心,“再难也要攻克”“要搞就搞最难的——杂交小麦”。杂交小麦曾被国际作物界专家描述为小麦科学中的“最终前沿”,它是一项需要攻破科学原理和技术瓶颈两大难点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为攻克难关,赵昌平夜以继日地工作,翻阅此前30多年的研究报告,开拓性地提出了“小麦雄性育性的相对性原理”,为杂交小麦研发提供了理论基础。解决科学原理后,紧接着要攻克技术瓶颈。缺钱、缺地、缺人、缺理解 , 在最低谷的10年,赵昌平从一个性格“open”的人变得沉默寡言。所有的成功都不是 ① 的,直到2011年,以赵昌平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国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创建”终于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二系杂交小麦正式引领全世界杂交小麦研究方向。
这三十年来,赵昌平研究团队从未轻松过,而商业化的过程尤为艰难,仅用种量一项就能难倒“英雄汉”,因为杂交小麦的用种量是杂交水稻的近十倍。但赵昌平团队 ② , 终将制种亩产增产20%以上,长达百年的科学难题和技术瓶颈被一一破解。赵昌平感慨道:“杂交小麦的探索过程是不可预知的。这也正是科学的魅力,让我心甘情愿地为它献身。”
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苏轼有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说“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新年贺词
我觉得不但在文艺方面,就在立身处世的任何方面,贪懒取巧都不会有大成就,要有大成就,必定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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