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清华种种
王佐良
我只是清华几万校友中的一个，现已不在清华工作，然而一说起这所学校，至今仍像年轻时候一样兴奋，话也像说不完似的。
清华吸引人的究竟是什么？它有很好的校园，设备，但这些别校也有；它的历史也不很长，世界大学中，成立已几百年的有的是；想来想去，还是由于清华的人，或者说清华人和中国历史的特殊关联。
说起清华人，我怀念我的老师们。大学一年级，俞平伯、余冠英两位先生教我国文，一位教读本，一位教作文，都亲切而严格，有一次余先生指出我把爬山虎写成紫荆的错误，但又要我多写几篇给他看。二年级，贺麟老师教我西洋哲学史，见了我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不仅不皱眉反而在班上表扬我；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我读了不少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的英译，真有发现新星球似的喜悦。温老师在工字厅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打开许多画册让我们传阅，幽默地然而严格地区分画的优劣。同样难忘的事还多，那时候日本军队已在华北城市大街上演习，而清华的师生则在学术上特别争气，不久又在政治上发动了公然反日的“一二・九”运动。
我们这一级（1935-1939）还有一段特殊经历，即抗日战争的锻炼。我们两年在清华园度过，两年在长沙、南岳、蒙自、昆明度过。有的同学进入解放区打游击，大多数在大后方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战争工作。但是学术上并未放松。昆明西南联大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师生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做出了当时第一流的研究成绩，青年人的成长分外迅猛。走遍半个中国给了我们以接触内地实际的宝贵经验，这是在清华小范围内埋头读书所无法得到的。所以这次大转移又是我们知识和感情上的一次大扩充。
然而我们仍然怀念清华园。在昆明读书和教书的八年里，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想念北方的故土。中国历史上，汉族士大夫几度被赶出北方却没有一次能够回去。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只有这一次抗日不同。我们战胜了，1946年夏我从昆明带着妻儿重新回到了清华园，虽然校舍残破，校园荒芜，但有陈岱孙先生领导一批员工在进行大规模的复校工作，不久就在北方的灿烂秋阳中重新上课，清华人意兴之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接着，我出国留学。等我回来，清华园已经解放，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后来我转入别的学校工作。但是我心里始终保持着一种清华做学问的标准。
这标准无人明确定出，但是无数师友“行胜于言”的实际榜样却使我悟到：做学问必须要有最高标准，而取得学问却是为了报效国家。简单说，就是卓越与为公。
卓越就是不满足于一般地做好。清华的师生中，不少人达到本门学问的顶峰。打开任何本中国名人录，无论文史哲政经法律科学技术哪一门，都有大量清华人站在成就的最前沿。卓越也意味着不囿于中国旧说或西方新论，而能突破界限，实现新探索新综合。闻一多先生如此，华罗庚先生如此，至今著作不辍的钱锺书先生也如此。清华多的是现代型的学者，即精研本业之外，又通晓中国和世界文化实况；不仅知中，还懂外，因懂而又了解其真正长处与弊病，从而更珍惜中国本身的优点。金岳霖先生是深知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人，并且是研究各种思维形式的思想美学家，但他又早就看清西方文化的迷失，称之为“类似盛装待发而无约会可赴”；后来他真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突然的转向，而是早就有了前因的。
为公就是以所学贡献国家，为人民服务。清华校河边小山上有一块“清华英烈”纪念碑，碑上刻了从抗日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名单，我的级友中就有两位。清华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但清华人却一直注视外界。我的记忆里还响着“一二・九”前夕大礼堂集会的紧急钟声。1949年大陆还未完全解放，就有大批在外国留学、学有所成的清华人冲破封锁，赶回大陆，明知条件艰苦，却定要在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工作里贡献一份力量。这些事在当时是视为当然，根本不成问题的。而回来之后，或在两弹的研制上，或在一汽二汽的建立上，或在广大的文教科技战线上，都做出了重要成绩，往往还起了关键性作用。
因为这些，我深知我的母校的可贵。我也曾在西方读书和讲学，到过不少第一流学府，也很喜欢它们，但我心里仍然保有清华的形象，不怕拿清华同它们相比，因为我知道：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史上，我的母校尽到了一所大学应起的作用：培养爱国的、学识精湛的专门家，在中国的革命和复兴里立下了功劳。
（取材于王佐良《想起清华种种80校庆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