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赫的巨著《摹仿论》谈到荷马史诗与《旧约》故事在文体上的差异。他说荷马的叙述完整而周到，各种事件都发生在前景，连接紧密，表述从容，什么都不隐瞒；《旧约》故事则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只突出对人物行动有用的部分，其余则任其模糊不清。这跟两者所描写的人物的身份有关：荷马写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旧约》的对象则不分阶级。
这不正是《红楼梦》与《水浒传》在写法上的区别吗？《红楼梦》像荷马史诗，事无巨细，皆刻画无遗，工笔细描，笔笔都勾连开去；《水浒传》像《旧约》故事，删繁就简，一气呵成，朝一个目标进发，只突出聚光灯下的行动，其余都模糊成背景。这是因为两者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形态有显著不同。大观园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作者乃耽于文字的声色，讲究细节的丰缛与感官的华美；而梁山泊则险象环生，杀机四伏，说话人线条比较粗放，常有“说时迟，那时快”的强烈动感。
举两个例子说明。《水浒传》写端王赵佶赴驸马王诜的府上宴饮，《红楼梦》写贾宝玉到冯紫英家中饮宴，都涉及皇亲国戚，都是宴饮时上洗手间，也都有赠人礼物的事，正好可以对参。《红楼梦》里，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随了出来。宝玉见蒋玉菡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问他戏班中有一个叫琪官的在哪，可惜无缘得见。蒋玉菡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连称幸会——将一个玉玦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琪官接了，笑道：“……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还是簇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毕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静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递与琪官。
《红楼梦》里的礼物，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送出去和收进来的，比如这两条汗巾。宝玉送琪官的松花汗巾，原来是袭人送给自己的。而琪官送给宝玉的大红汗巾，本来自己系小衣儿的，解下来送给宝玉，当晚就被宝玉偷偷系在袭人腰里了。宝玉无意间成了中介，做了媒，这两条汗巾也无形中化作信物，为琪官最后娶了袭人埋下了伏线。这是后话，作者还前有导引，侧有映射。刚刚在酒席上，琪官念的一句诗，偏巧是“花气袭人知昼暖”。薛蟠便嚷着袭人是宝贝。
到了《水浒传》里，一切都简单了，那是囫囵的吃喝、直接的馈赠：
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
这一对玉狮镇纸，一个玉龙笔架，王驸马隔日就差亲随高俅送去，恰遇见端王在踢球，高俅一不小心露了一脚，从此发迹。由此可见在施耐庵笔下，这两样东西只是作为道具，起了黏合情节的功能，不像曹雪芹笔下，每一物事总是勾连起故事的发展，穿织起人物的命运。所以，曹雪芹会把汗巾的来历和特点一一交代，是北静王送的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施耐庵则一笔带过，“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要问怎样的玲珑，哪一个匠人？不提。
施耐庵是线型的叙事，一切都悬空在目前，只一束光打在上面。曹雪芹的叙事却是网状的，拿奥尔巴赫的话说，是像荷马一样光照均匀，所以处处都能显影。
如此看来，《红楼梦》在感官、语言上的品位是不是比《水浒传》要高出许多呢？不能这么说。奥尔巴赫认为，荷马史诗与《旧约》故事这两种文体，事实上无分高下，它们只是不同风格的基本类型而已。文字的繁简都是服务于总体需要的。《水浒》是行动中的诗，好汉们走的都像是一条空荡荡的路。不是从作者看来，而是从人物看来，途中没有什么好瞧的，安全走到就不容易了。作者不会僭越到人物前头去发话。
顾随也极赞施耐庵的文笔之妙：“若《红楼》算‘能品’，则《水浒》可曰‘神品’。”但是，若换了另一个角度，曹雪芹的境界似乎又更高了，因为如马鸣《大乘起信论》所说的，粗中之细，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因此，同为对人类现实的再现与复叙，《红楼梦》的世界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所认知的那一个：人物牵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说话和行动都得注意他人的感受，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总之，大观园里都是规训了的社会人，不像山寨水泊中人，只凭自然驱使。
（摘编自江弱水《<红楼梦><水浒传>的繁与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