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1年10月14日，《中国的危机》载：“中国的紧张局势并未减弱……英帝国一直秉承的原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摆脱来自上层的奴役，这属于他们的内部事务，其他各国没有理由进行无理的干涉。”
1911年11月29日，《攻陷武昌进一步和平的希望》载：“袁正在引导他人接受这样的观点，除了推翻朝廷，关于立宪政府的一切事宜已经得到认可，再进行争斗已没有意义。”
1912年2月15日，《南京共和党人》载：“孙中山的怂恿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人们认为，这表明中国与外国列强的关系出现误解，当孙准备移都南京时并未征得外国的同意。”
——摘编自英国主流报刊《泰晤士报》
材料二 1911年10月21日，《最后之胜负如何》载：“今以革命党与政府，较二者所遇之天时，果孰顺乎？所据之地利，果孰优乎？所得之人和，果孰多乎？”
1911年12月20日，《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载：“故欧人前此惟知一中国有李鸿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凯，今者有孙逸仙，而袁世凯次之。”
1911年12月27日，《和呼，战呼》载：“愿我将士勿少希望于和议之可成，急整军旅矣，一日停战期满，即率大军北进以慰国民之热望。”
——摘编自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报《民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