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交通和通信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清政府迫切需要创办电报沟通军事和外交信息。在朝廷的支持下,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7年主持铺设了从天津机器东局至直隶总督衙署的电线,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之后还开设了电报学堂,中国近代电讯事业也由此开始。1881年11月,随着津沪电报线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干线形成。此后历经近十年建设,形成了连通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的沪粤线,上海至汉口的“长江电线”,汉口经四川到云南蒙自的第四条干线和保定经太原、西安、兰州到嘉峪关的陕甘电报线等五大通信干线。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除西藏等少数边陲地区外,大部分省和重要商业城市都已通电报,初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电讯网。
——摘编自邓绍根《论晚清电报兴起与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
材料二 近代中国面临西湖冲击,中国向何处去?很多读书人是回头看与向外看并存。早期维新派代表郑观应说:“英国电报设于王家,商民欲通信者收其费,岁以所入济局用,往往致赢……普、法构兵,普人行军处遍设电线,而尽毁法人所设,遂以败法……盖兵贵神速,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莫电线若矣……夫轮船、枪炮等物,中国仿行有年,损益犹或参半,电报则有益无损,何不一试之耶?”进一步考察其立论基础,其中“兵贵神速”语出《孙子》,“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语出《汉书》,皆为中国之历史智慧。
一份1896年的报纸云:“乃近有匪徒造言谓,电报局所用电气系以死者之魂炼成,故专收人家供举之神主牌……此语传遍远近,乡愚皆信以为真。”事实上,即便是到了民国年间,乡民不知电报为何物者仍是常事。这一切提示出,现代文化在中国的成长必将是一渐进的、缓慢的乃至长期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摘自夏维奇《电报的引入与近代中国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