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多数人称赞商鞅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韩非、李斯等称颂商鞅推行法治、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治秦功绩。汉代以后，称颂商鞅的少，非难商鞅的多。贾谊驳斥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高告奸”；司马迁认为商鞅不重视道德和教化，其评价亦成为后人关注商鞅的标杆。宋代学者主张效仿上古“王道之政”，期冀重回太平盛世，因此批判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改革秦人风俗习惯的措施，而商鞅军事、耕战、“令出必行”等法律方面的思想在宋代则受到重视。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材料二 历史现象有时非常有趣，我们现在都说王安石变法，如果不提宋神宗的话，一般大家可能会把宋神宗给忽略掉。这其实是因为南宋以后，人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祸国殃民，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王安石改革是经过宋神宗批准的，而中国政治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所以就需要将皇帝与王安石切割开，把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确实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毫无疑问宋神宗才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主导者。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所以神宗对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有一种焦虑感。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正统性，加强君主专制，宋神宗需要借助一股力量去对抗士大夫的权力。宋神宗有很大的抱负，想要富国强兵，进而收复燕云，但在当时的大臣中，只有王安石支持他。从南宋起，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基本上都处于负面的状态。到了晚清，梁启超第一次用现代理念对王安石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积极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受民主思潮和民本思想的影响，发现王安石变法也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一些宋史学者提出了否定的、商榷性的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宋史学界，这种争论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摘编自虞云国、张钰翰《去符号：还原真实的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