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初年开始，为保证右文【注】政策切实贯彻实施，宋王朝对作为文官选拔制度的科举考试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保障了文官选拔的公平与公正。国家大力扩大录取名额，大批饱受儒家经史教育的士人经过严格的考试走上仕途，充实到各级政府，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宋代官僚群体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来自民间，官僚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能够自觉地把自身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部分杰出者更是胸怀天下，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国家大事尽心竭力，对于冗官、冗兵和冗费所导致的社会政治问题充满忧患意识，并致力于积极推动变法图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对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家国情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胡瑗、范仲淹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系国之安危、时之众望于一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推动了“庆历新政”改革。他在上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纲领，主要内容包括：严明官吏的升降，抑制做官的侥幸途径，防止任人唯亲，避免官员冗滥，均衡官吏职田分配收入，杜绝违法乱纪，以及重视农桑、整治军备、减轻百姓负担等措施。其中，廉洁吏治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推动改革的焦点，“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庆历三年新法正式实施，朝廷派员到各路对地方官的德才政绩进行考察，一批庸碌贪财不称其职的官员被裁撤，一些勤政廉洁贤能务实的官员得到提拔。由于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庆历新政”很快就结束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风，并对王安石领导的规模更为宏大的“熙宁变法”产生了直接影响。
南宋时期，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势，文人士大夫依然延续着对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民众忧乐的深切关怀。绍兴八年，在宋高宗准备同金人议和时，以刚直敢言闻名的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坚决反对：“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并劝勉高宗要以“中国”为重、以天下民心为重，不能屈服于外敌，而弃天下百姓于不顾。如此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为百姓请命、为国家计长远，让我们看到当时士大夫对天下、国家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更有一些士大夫即便仕途失意，依然能够坚持匡世济民的治国理念，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例如：范仲淹曾经三次被贬官，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王安石两次罢相，仍然“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欧阳修因支持改革新政而屡遭贬官并被诬为朋党，他作《朋党论》明示自己忧国忧民之心。据欧阳修晚年自述：他在贬官夷陵时，查看以前的司法档案，“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此后三十余年，欧阳修逢人所谈主要就是以前的士大夫所不屑的包括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等“吏事”，在当时及南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身处逆境仍不改忧国忧民之志的精神值得后世传承。
（摘编自屈超立《宋代士大夫的从政精神》）
【注】右文，崇尚文治。
不同态度进行对比，阐述其从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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