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姑以唐诗为例。唐诗的繁荣大抵有三个阶段，即景云中至安史之乱前后（盛唐和代表转折时期的集大成的杜甫）；贞元、元和间的中唐诗坛；大和、大中间的晚唐初期诗坛。第一个阶段，当然是众所周知的群星辉映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则是各个诗派、各个有鲜明创作个性的诗人出现的时期。第三个阶段，虽然总的成就较前两个阶段稍微逊色，但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李商隐，他简直把诗歌的高度表现技巧，把诗歌感情的幽微隐约的表达推向了极致。三个阶段，各有其繁荣的特点。这特点，便是艺术追求的不同，艺术成就的不同，文学思想主要倾向的不同。除了诗歌本身发展的内在原因之外，艺术追求、文学思想的不同，则直接受到士人心理状态的影响。
盛唐诗人之追求风骨、兴象、自然的美，与此时士人的强烈入世思想，与他们对建立功业的热烈向往，与他们的充足自信心是分不开的，是他们这种情怀在美学理想上的反映。近百年的安定繁荣，国力强盛，培养了这一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豪雄气概与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几乎处处流露出来。王维早年的《老将行》，孟浩然的《田园作》，高适的《塞下曲》，以及李白的大量作品，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一大批诗人把边塞写得那样神奇壮伟，山河、功业、豪情，完全融为一体；向往、追求、理想，一切都带着明朗基调与乐观情绪。这就是盛唐风骨的思想基础，也就是盛唐风骨之表现出清刚壮大的特点，而不同于魏晋风骨悲怆慷慨的原因。正因为其时士人的这种精神风貌，所以他们无论写什么，都没有表现出缠绵悱恻、低沉靡的情调。可以说，没有这种昂扬的精神风貌，就不会有盛唐风骨，盛唐诗歌之所以为盛唐诗歌，也就难以想象了。
唐代社会衰败的到来，特别是安史乱起之后，政局的突然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心理反响。像杜甫那样，同情生民疾苦，系念朝廷安危，一片忠心，一腔血泪，遂在创作中走向写实 ， 于“世上疮痍”中成为“诗中圣哲”。文学思想之从盛唐的倾向理想主义转变为杜甫的倾向于写实，当然与战乱引起的杜甫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变化有关。但不久，另一部分士人便表现出了另外的倾向，他们在突然到来的大战乱面前表现出了出世的心理状态。“时艰方用武，儒者任浮沉”，他们原先那种渴望立致卿相、建立不世功业的理想，被安史之乱和继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连绵的政局一扫而光，他们感到生不逢时，在急剧动荡的生活面前，表现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情绪。他们失去了自信心，沉湎于对开元、天宝盛世的回忆之中，而对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便是大历至贞元中这一段时间诗坛的背景。这时的诗人们的感情天地，比盛唐诗人们实在要狭小得多。他们已不再追求清刚壮大的气概，而是追求冷落寂寞的境界，追求冲淡与韵味。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造成诗歌思想的这种转变。而诗歌思想的这种变化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标志着唐代诗歌繁荣第一个高峰的结束，转入一个过渡期，等待着第二次繁荣的到来。
待到贞元、元和年间，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它的智囊们，才仿佛从不知所措的心绪中惊觉起来，产生了一种渴望挽救唐王朝的衰落、渴望中兴的强烈愿望。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改革主张，永贞革新自不必说，韩愈的反佛老，裴度的平淮西，以至白居易在《策林》中提出的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种种见解，都是这种改革愿望的反映。只要看看柳宗元的那种执著求实的精神，看看他那些政治见解；看看韩愈反佛老的那种坚决的义无反顾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当时渴望改革的思潮是多么强烈。尽管政见不同，但希望朝廷强大起来、幻想中兴却是一致的。正是士人的这种改革精神，这种重又振奋起来的心理状态，才给贞元末至元和的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如果要简单地描述贞元末至元和年间文坛的总的风貌的话，那么可以用一句话加以大致的概括，便是：充满革新精神。诗歌上“讽谕”说的提倡，散文上“明道”说的出现，为革新精神在文学上的反映固不待言；诗歌思想上韩、孟之尚怪奇，李贺之追求瑰丽斑斓，也无一不充满革新精神。正是这种革新的精神，促使中唐诗坛出现了众多创作个性极其鲜明，彼此之间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方法差别极大的诗人和不同的诗派，出现了唐代诗歌的第二次繁荣。可以说，唐诗的第二次繁荣，与此时士人的改革精神关系至为密切。
随着改革的失败，中兴成梦，士人心理又起了变化。虽仍惦念王朝盛衰，时存希望，而又明知衰败之无法挽回，繁华已成陈迹。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使此时士人的视野转向历史的回顾与思索，转向闺阁庭园，给诗歌带来细腻的情思与技巧。唐诗最后一个高潮的特点，同样是与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唐代文学思想的变化与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文人普遍地走入仕参政的道路，文人的命运往往和政局的变化关系至为密切。他们的思想状况、精神风貌，也就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情趣、审美理想，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的文学思想。他们的创作很自然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反映了他们的追求。政局的变化，士人心理状态的变化、创作倾向的变化、文学思想的变化，常常是很敏感地联系在一起的。
（摘编自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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