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立然后文化立
解玺璋
①在他看来，中国要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②鲁迅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激越变革的时代，既有亡国的危险，又有破茧新生的希望。西方资本主义的肆意扩张，将中国逼到了一个背水临渊的绝境，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打算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设计一套背水一战、临渊一跃的方案，从而在世界文明的竞争中胜出。如果从龚自珍提出“自改革”开始，到20世纪初，已经过去整整100年，其间经历的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虽都已烟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来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③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①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思想先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针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称“希腊”，视西方文明为神灵，以为只要拿来，定能生效的风尚，他冷静地看到：这是“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他认为，要纠正这种偏颇，只能从两方面入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④他所谓重个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人的个性，觉悟人的尊严，确立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人所以立，这是个基本条件。但他看到，社会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常常没有生存空间，结果是“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创新文化的可能因此变得微乎其微。他特别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这时的鲁迅，受到尼采的影响，思想中或有一些精英意识，寄希望于“一二天才之出世”，相信有所谓超人的存在，但说到底，他更希望人人都成为有个性、有尊严、有自我意识、能独立思考的“新人”。
⑤鲁迅对人类文明的过度物质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即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如果崇奉逾度，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他认为，对物质的过度崇拜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变得昭昭然，“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所以，他不主张跟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那么，如何才能不失其正呢？他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⑥说到底，鲁迅精神的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以强盛的秘密，即所谓“根柢在人”，而这个“人”，一定是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以及完善的心智与人格的人。这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也是其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
⑦由此可见，鲁迅精神昭示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首先就是在“立人”这件事上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产业固然重要，但如果人“立”不住，产业将不可避免地空壳化。这不仅因为产业需要内容做支撑，更因为内容是需要人来创造的。创作者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决定着文化产品精神内涵和审美品质的高低。而文化产品本身就承担着“改变他们的精神”的责任和义务，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这也便是梁启超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当然不止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举凡一切文艺，没有例外。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热衷于表现人的动物本能和物质欲望，消解或削弱人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还美其名曰人性化、凡俗化，其实已经背离了鲁迅关于“立人”的精神，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
【注释】①《文化偏执论》：“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琪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缺，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唯恐不力，曰将以革前谬而图富强也。”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