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在经历“审美的复苏”“体系的探索”“现代性转换”之后，得益于视野逐渐扩大，经验不断充实，正在走进新的阶段。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这时出现了两组对比鲜明的趋势：一方面是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弱的理论解释力；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声音要“去西方化”，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能进去而不能出来，不能告诉我们“破”了西方之后要“立”什么，以至于一度迷失目标。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被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简言之，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新事实拓展新眼光，新眼光发现新事实。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文学创作如何在中华崛起的时代，充分涵育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素养？而“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一家国内知名网站的创始人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