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作为某种与“真”“善”不同的价值，是古人早就体会到了的。但审美价值有两个层次，需要做些分辨。其较浅显的层次，是审美对象能产生一种别于实用的特殊效果，如诗文的辞藻和声律之美，虽无当于实用，却自为一种价值；其较深的层次，是审美作为人类意识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与知识的方式取径不同而归极不二。从历史上看，审美价值的前一个层次，是容易被人们感知，故而更早为人们所论述了的。汉魏六朝时代，诗赋大兴，文集从经子史书中独立出来，“文笔”说、“声律”说流行，都说明时人已经把审美效果作为独立的价值来追求。
然而，仅此还无以回答保守者的责问：毕竟这有什么用处？于是，有人把“立身”与“作文”判为二途，说“作文”华艳放荡并不妨碍其“立身”的朴实端严。这也不过消极地讲声律翰藻的追求无伤大雅，却不能积极地为审美价值做出令人信服的辩护。而且，仅就翰藻纷披、宫徽靡曼论审美，是不能把“美”论述为与“真”“善”同等之价值的，它至多是一种无伤于“真”和“善”的良性赘瘤，存之即便无碍，去了倒也干净。所以，声律翰藻的追求固是审美意识觉醒的表现，但若停留于这一层次，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把这良性赘瘤当作恶性肿瘤来攻击的。要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为审美价值确立其合理地位，还有待于审美观念的进展。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六朝文论中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声律辞藻越来越被认为是诗文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声律过于复杂、辞藻过于繁富，却也一般要被反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所谓“文质彬彬”之说，即要求声辞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讲究能与内容相适配。然而，在“文质”论的一般形态中，“文”与“质”其实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文”的价值在审美方面，“质”的价值却在政治、道德诸方面，两者的适配虽非不可能，但颇有“牛体马用”的味道。与此相应的是，在对于诗文风格的品评上，南朝人经常赞赏的风格是“清”，到唐代犹是如此。所谓“清”，其实是对声律辞藻的运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讲究声律辞藻，又不能让它障蔽意义（“所诠”）。然而即便如此，声辞在这里依然是第二位的，文之大义另有所在，此与把声辞认作诗文根本属性的观念仍相矛盾。
时至宋代，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关注重心从“能诠”全面地转向“所诠”，诗文“写什么”远比“怎么写”显得重要，故文学批评中屡屡出现表示文义的“理趣”一词，使用者大都强调它高于字面功夫的意义。这固然使一部分内容“当乎义理”却缺乏审美特征的作品获得了过高的评价，但也带来审美观念的深入。从苏轼的“反常合道”之“奇趣”到陈师道作诗“不犯正位”，都已超越声律辞藻等字面效果，而在诗文的意义层次探求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之所以重视“反常合道”一语，就在它实际上有见于审美价值的第二个层次，即某种特殊的观照、把握世界之方式。而所谓“诗以奇趣为宗”，就是说，对世界的审美把握是诗的精神、诗的主旨。如此，则声律辞藻等字面审美效果的追求，也就不再与内容相异趣。所以，我们认为“理趣”说的形成，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获得了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 （摘自《“理趣”说探源》，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宋诗的“议论化”，是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它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而“理趣化”，则是指诗歌内容方面的哲理和奇趣，它以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的内涵为指归。不过，宋诗这种议论化，散文化的新诗风，究竟是功是过？却历来评价不一。南宋最早批评宋诗者是“贵含蓄”的张戒，他首先指责“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他说苏、黄及其后人“不知咏物之工、言志之为本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宋诗的议论化和“尚理”呢？
艺术创作就是要为审美内涵提供相应的形式外观和载体，凡是一切能够体现人类心灵中美好、珍贵东西的艺术形式或载体，都是艺术本质的需求。而人的审美精神由于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它也会逐步随之变化而发展，这就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维性。宋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议论化的词句方式恰当地表达了宋人心灵中“尚理”的审美内蕴，不仅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的，而且还是一个独特性的创造和开拓，是对盛唐成就的一种超越。这样说来，张戒诸公，其论点的片面性和偏颇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再进一步看，诗歌可以以性情为其本质特征，但并不排斥理性观念，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情性与理性虽然分属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却又存在着一定的沟通，当诗歌进行深刻的理念活动进程时，它可对审美情感发生必要的引导和哲念的升华，从而促进审美情感活动的有利发展和内涵的丰富。虽然，理念并不能完全脱离开审美情感而孤立存在，还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一一即理念必须由审美情感来加以浸透，否则就容易使诗歌堕入肤浅粗疏的泥沼。所以，苏轼在他进行其“以议论为诗”时，提出了“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命题，即把“理”与“趣”结合起来，使“趣”与“奇”相追逐。所以盛唐的“情景交融”，与宋诗的“情理交融”，应该说二者都有其独特性的创造，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因此，张戒把“情”与“理”对立起来，企图用盛唐的“性情”这一块印章盖满诗史中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徒劳的，而这本身就走进了取消艺术独创性的死胡同。（摘自《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