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边城》故事并不复杂。但是摊开小说，读着读着，心内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流淌。一种如沈从文写到的淡淡的“美丽的忧愁”溢上心头。
正如沈从文自己对《边城》的解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他告知我们，《边城》故事没有剑拔弩张式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黑白分明式的善恶判断，而只是“不凑巧”，发展中的事态充满了偶然性，实际上只是人性中善与“异化”初起时的两种力量在朦胧中碰撞，从而引发了悲剧的萌端。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一切充满了善”，生于斯、长于斯的男男女女皆为善的化身。翠翠是青山秀水滋养出来的纯的生灵，“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怒，从不动气”。她是超越了善恶观念的女性生命的原生态之美。二佬傩送善良、刚勇、健美，是湘西青年男子的佼佼者。
翠翠与二佬的爱，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感天动地的事件。小说中翠翠跟二佬的接触像是只有四次，第一次是偶遇。两年前端午节划船、捉鸭竞赛，爷爷因喝酒忘了去接翠翠回家，二佬见天黑就派伙计送她回去，但翠翠却连二佬的模样都没看清。第二次是登门。二佬特地把爷爷的酒葫芦送回家中，翠翠把他当成“陌生人”，认不准是不是心中的“岳云”。第三次是相约。当年端午节，翠翠应二佬邀请到城里看赛事，却因听到“碾坊陪嫁”的事，堵气不理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第四次是路过。二佬沿河六百里寻找哥哥尸体而不得，后从川东押货回来路过渡口，“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跑掉了。”
当然，还有一种接触，是心灵碰触。二佬与天保赛歌，他晚上到碧溪崖上唱了半夜的歌。小说第十四节写到翠翠第二天醒来，跟爷爷说：“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绵，我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心灵对心灵的歌唱，是无迹无痕的心神交融，翠翠梦中听歌，平添了小说诗的意趣。
小说的设定，让二位主人公甚至连静静地坐下交换点内心真实念头的机会都没有，它只像一道清澈的溪涧，在生活中细细地从从容容地流来。沈从文为《边城》设下的基调是唯美的，二佬和翠翠的爱就像是一枚沾着晨露，迎着第一缕霞光，在山风中摇曳，欲开未放的花蕾。这也就是“诗化小说”特色所在、美之所在。
沈从文摒弃了通常小说追求事件撞击的外在强度，而从人物心理角度展开细腻精到的叙述，着重于从内心写出翠翠感情的变化、漾动与发展。例如小说里，有一语象我们切不可忽略，即“大鱼会咬你”。第一次见面，二佬见天已黑，便叫翠翠到他家中去等爷爷来，翠翠以为他欺侮人，就轻轻地说了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二佬笑着说：“要耽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救命!“回到渡口，爷爷叫她，她不理爷爷，却轻轻地说：“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大鱼会咬你”深深地烙在了翠翠的心中，因为二佬话中的体贴关爱与善解人意，拨动了从未涉及爱河的少女的心弦。这句话实际上成了他二人的“爱”的隐语，在其后小说进展中多次重复出现。大鱼是“咬”住了翠翠的心，沈从文这个“咬”字用神了!
沈从文作品之行文有着诗意之美，但也不是下笔成章、一挥而就的。黄永玉曾问过他，《边城》你改过多少遍？沈从文说，一百多遍吧。其呕心沥血、千锤百炼之甘苦，读者应细加体味。
（摘编自俞兆平《沈从文的＜边城＞及其美学追求》）
材料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创作动机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边城》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评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其实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他的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评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素。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美的一面。
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纯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
(节选自《名作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