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昌龄《出塞》（其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出来了。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另一种艺术境界，至今我国的诗学还没有给它一个命名，使之成为一种范畴，它不以意境的含蓄隽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特点，它的特点不是意境式的温情，而是激情，其想象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关键在于其直接抒发的情感与理性拉开了距离，17世纪的诗话家将之总结为“无理而妙”。
中国诗中直接抒发的杰作也比比皆是。但是，直接抒发容易流于直白，也就是流于“议论”。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其多少有点抽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类似议论的诗句都是命中注定流于抽象的，如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又如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等。我国古典诗话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上来总结，最早是清代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卷一中说：“诗又有以无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为语。至如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瑶池》），则又无理之理，要进一层。总之诗不可执一而论。”这里说的“无理而妙”，“理”是与人情对立的，与一般的物理、事理之“理”有根本的不同，主要是与情相对立的“实用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读奉益《江南词》中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以为其好处是“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翻得奇，又是至理”，就隐约提出了理论上的“情”与“理”的关系：于情“真切”，乃为“至理”，但又是“荒唐”之想；“无理而妙”，超越通常的“理”，才是“妙语”，结论是“无理之理”。从一方面来看，是“荒唐”的，是“无理”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有理的，不但有理，而且是“妙理”，很生动。关键是这里的“理”是唐诗的“理”，和宋人诗话所谓“理”不是一回事。宋人的理是抽象教条之理，而这里的“理”是人情，和一般的理性不同。它不是直接的“理”，而是一种间接的“理”。间接是通过一种什么东西达到理的呢？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中说：“此诗只作得一个‘信’字……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塘贾，也不是悔不嫁弄潮儿，是恨‘朝朝误妾期’耳。”意为不是真正要嫁给船夫，而是表达一个“恨”字，恨什么呢？无“信”，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期限，造成了“朝朝误妾期”。这就是说，这里讲的并不完全是“理”，而是一种“情”。从“情”来说，这个“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不是通常的理，可以说是“情理”。其境界不是一般的“意境”，而是“情理境”。
（摘编自孙绍振《意境的“情景交融”和直接抒情的“无理而妙”》）
材料二：
在中国文论史上，清代词论家贺裳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提出了“无理而妙”的理论。贺裳而后，对“无理而妙”的论述很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这些论述多囿于典型范例的罗列与介绍，缺乏从理论的高度俯瞰其审美内蕴，仍然局限于贺裳所论及的中国古典诗词范围。事实上，“无理而妙”概括了一个较为普遍的文艺美学规律，它既见诸诗词，也存在于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部类。
文学艺术的情感逻辑是“无理而妙”的摇篮。情感是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它贯穿于文学活动之中。文学不仅再现现实，而且也表现主体情感。有时，作家要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种情感密度大，浓重而强烈，常取反常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主体要遵循情感逻辑，就不得不违反生活逻辑。形神兼备固然是好，但二者若不可得兼，则弃形似而取神似，虽无理却有情。在接受主体一方，由于情感逻辑压倒了生活逻辑，感情的满足压倒了对“无理”的排斥，从而与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形成一种默契。贺裳论“无理而妙”时所举二例，看似无情情更切，看似无理实有理，深刻地揭示了闺中少妇情到深处人孤独，由爱而生恨的内心情感世界。又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梦而死，又因爱情感召死而复生；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人变成大甲虫等等，都是“无理而妙”的典型例子。
“无理”并不是胡编乱造，它是基于生活真实，并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透过它表层的无理性，往往可以发现它蕴含着深层的更为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理”就是有理，“无理”比有理更为合理，“无理而妙”是艺术创造的极致，艺术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摘编自周然毅《“无理而妙”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