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王夫之认为，人类的祖先是从“禽兽”进化而来的，其进化经历了从“禽兽”到“夷狄”、再到文明的发展阶段。他把自虞舜至夏商周三代许许多多恶人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说明上古三代之民未必淳朴；而三代以下，虽然也有“败类”，但由于道德教化的逐步推广，人民的道德水平远远超过上古三代。他反复强调，历史进步的时代潮流是不能违背的，在这一意义上，违时即违道，是与“道”的日新富有、趋时更新的本性相违背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与时行而不息”，不断地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思想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同时，王夫之注意到，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有洄流，有倒退，因此，“时”亦有衰乱、有污浊。志士仁人若生于天下无道时，不应与世浮沉、同流合污，而应以“国时”为己任。王夫之严格区分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趋时”与为专制统治者歌颂升平、粉饰黑暗的“趋时”。
——摘编自许苏民《论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思想》
材料二：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为历史规定了三大“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进一步强调说：“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逃避之公也……现今之生物界，不过循过去数十万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单纯以趋于繁而已。即吾人类，亦属生物之一种，不能逃此公例之外。”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他甚至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所流行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势力即正义”等信条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亦“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这便是梁启超所探求的“人群进化现象之公理公例”。
——摘编自刘振岚《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