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楼梦》的意趣态度，开卷两回中写得很不含糊，只苦于读者不肯理会！有两种观察，可以说明历来“红学家”迷误的起源。
第一类红学家是猜谜派。他们大半预先存了主观上的偏见，然后把书上的事迹牵强附会上去。这派红学家有许多有学问名望的人，偏闹了笑话。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原故：一是他们有点好奇，以为那些平淡老实的话，决不配来解释《红楼梦》的。二是他们的偏见实在太深了，所以看不见这书的本来面目。从第一回，他们宁可相信极不可靠的传说，而不屑一视雪芹先生的自述。从第二回，把自己的意趣投射到作者身上去。如蔡孑民先生自己抱民族主义，而强谓《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总之，求深反浅，是这派红学家的通病。
第二类红学家我们叫他消闲派。读《红楼梦》，他们本没有领略文学的兴趣，所以只当作闲书读，对于作者的原意如何，只是不求甚解的。他们心目中只有如何华贵，如何阔绰，如何繁盛，恨不得自己变了贾宝玉，十二钗做妻妾才好。这种眼光，自然不值一笑；不过他们却不安分，偏说那个应褒，那个应贬，信口雌黄，毫无是处，并且以这些阿其所好的论调，强拉作者来做他的同志。他们几时考究过书中本文来。
我们要了解《红楼梦》作者的真态度，排除许多迷惑，不致于蹈前人的覆辙。我们现在先要讲作者的态度。
说作者的态度，我以为至少有两条可靠的途径：第一，从作者书中所说的话，推测他做书时的态度。这是最可信的，因为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他的意思。第二，是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历史，拿来印证我们所揣测的话。
《红楼梦》的第一、第二两回，是本书的模子，是读全书关键。从这里边看来，作者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差不多自己都说完了，不用我们费话。
《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的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的性格，便可知道；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所以在本书楔子里说道：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见第一、第二两回）
这些话，明白极了。石头自怨一段，把雪芹怀才不遇的悲愤，完全写出。
《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原书上说：
“更于书中间用梦幻等字，都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空空道人遂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逐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见第一回）
“警幻说：‘……或冀将来一悟，未可知也。’”（见第五回）
（摘编自俞平伯《红楼梦辨》）
材料二：
就常识说，假定一部小说值得成为文学作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由“移感”而来的“共感”，一是由想象而来的构成。前者是创作者与欣赏者所同，后者是创作者所独有。
“移感”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向本来与自己不相干的对象上去，因而把自己化为对象，同时也把对象的感情移向自己身上来，因而把对象化为自己。这种感情的移出、移入，大体是同时活动的。在小说中所流注的感情，并非必须有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才可以发生。不过，成功的小说中，一定有作者个人的背景，及由此背景所引起的深厚感情。但若作者只能顺着自己个人的背景感情写成一部作品，这种作品有一个名称为“私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不高。
移情的扩大，便成为“共感”。所谓“共感”是作者于不知不觉之间，以社会上某一方面的共同感情成为自己的感情。作者的共感愈深、愈广，则他的作品所引起的感染力愈大，所以共感是测度一部作品的基本条件。
移情共感的历程，即是想象力发挥的程度。没有想象力便不能构成任何纯文学的作品。作者的背景，只能成为创作中的引子，决不能成为作品中的构成骨干。作品的构成骨干，主要是凭想象力而来的。
没有人生观的作者不能成为有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家。作者的人生观，常即形成一部小说的主题。小说的结构，即是主题的发展。作者在一部小说中，把现实人生中可能实现、分散实现、浮泛实现的人生某一部分，凭想象、构成之力，使其以集中、具体而深刻的形式实现出来。作者须凭观察与想象之力，把许多现实材料加以分解、拣择、增删，而重新加以融合，以适合于他所要求的人生实验的目的。
上面所说的都是文学上的常识。但自胡适起，《红楼梦》考证这一派系在《红楼梦》研读上似乎都忽视了上述常识，挂出“科学考证”的招牌，非把《红楼梦》贬成私小说不可。并且把由阅读者所引起的移情、共感而来的批语，一概认为非批者亲身经历便不能写出而加以夸大，以作为自传或合传的证明，这便把《红楼梦》的感染力也抹煞了。费了几十年之久的红学家的工作，站在文学的立场，几可成为《红楼梦》的一劫。其实，赵先生因用力勤而目光锐，也摸到了这一点，他说：“曹雪芹的另一秘法张冠李戴，书中人物的亲属关系，与实际曹家上世的亲属大都吻合。但是书中的人的事迹，与真实人物的事迹又不符。”赵先生不能从此更进一步，以接上一位伟大文学家在创作历程中所发挥的因想象而来的构成技巧，而只认为是传记的一种秘法。
（节选自《评赵先生的〈红楼梦〉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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