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节选）
阿城
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七年。
一天，支书唤我：“队里可还苦得？”我点点头。支书又说：“你是个人才。”我吓了一跳，以为在调理我，就笑着说：“支书开玩笑。有什么我能干的活，只管派吧。”
“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明天报到。我家老三你认得，你在学校，扯他一把。”递过一张纸来，下面有个大红油戳，证明不是假的。
第二天一早到学校，招呼的人说：“我们昨天发了通知，正好缺老师上课，一个老师调走了，要有人补他的课。我们查了查，整个分场知青里只剩下你上过高中。”我这才明白原由，就说：“高中我才上过一年；这书，也没教过，怕误人子弟呢。”
上午收拾停当，下午便开始教书。我看看课表，心里一颤：“教初三？我高中才念了一年，如何能教？”
蓬头垢面的娃子聚坐在一起，数十只眼睛亮亮地瞪着。前排的娃子极小，似乎不是上初三的年龄；后排的却已长出胡须。
我清一清喉咙，说：“翻到第四页。”学生们无反应。我问：“书呢？拿出来。”学生们吵起来，说没有书。我生气说：“不带书，上的哪样学？”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害怕地说：“没有书。每次上课，都是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教多少，抄多少。”我呆了，想一想，说；“抄吧。”
课文抄完，学生叫：“还有字认不得呢！“我说：“好嘛。上来划，“于学生们拥在黑板前，七手八脚划了一大片字。一黑板的课文，竟有三分之二认不得的宇。我笑了，说：“你们是怎么念到初三的？”后排的一个学生说：“我划的三个字，是以前没有教过的。我可以给你找出证明来。”
“你说你能证明哪些是真正的生字，怎么证明呢？”
“每天抄的课文，凡是生字，我都另写在纸上。“说丢取出一个本子，递给我。我翻看，姓名是王福，密密麻麻写满了独个的字，便问：“好。有多少字呢？”王福说：“算上今天的一共三千四百五十一个。”
课后，我想：课本既然是全国统一的，那怎么教也应该有个标准。比如说吧，一篇文章，段落大意是什么？主题思想又是什么？这语文不比数学，应该有个规定才踏实。
我认定识字为本，依了王福的本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实。语文课自然有作文，初时学生的作文如同天书，常常要猜字，中间又多是时尚的语句，令人瞌睡。渐渐怀疑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一堂课上，我要求：“字，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作文不能再抄社论，別写些‘红旗飘扬，战鼓震天’，你们见过几面红旗？分场那一只破鼓，哪里会震天？把这些都去掉。没用！清清楚楚地写一件事，比如，写上学，那你就写：几点起来，干些什么，怎么到学校——”有学生叫起来：“以前的老师说那是流水账！”我说：“能把流水账写清楚就不错。咱们现在就拿出纸笔来，写一篇流水账。就写——就写上学吧。”
教室里静了许久，王福忽然抬起头来，我看那纸上，一字一句写道：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脸，我吃了饭，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我不觉笑起来。
“还有谁写完了？”又有一个学生交了过来，上面写道：
上学，走，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我说：“王福写得好。第一，没有错字，清楚。第二，有内容。我念念。”念完了，学生们笑起来。我说：“不要笑。‘我’是多了。讲了一个‘我’，人家明白了，就不必再有‘我’。逗号太多，一逗到底，不过这是以后纠正的事。”我又念了第二篇，学生们又笑起来。我说：“可笑吧？不过这篇起码写了一个‘走’字。我明白，他不是跑来的，不是叫人背来的，而是走来的。就这样，慢慢就会写得多而且清楚，总比抄些东西好。”
课文于是不再教，终日只是选各种事情来写。半月之后，有时怀疑起来，书究竟可以这样教吗？学也究竟可以这样学吗？
后来王福交了一篇作文，我不由吃了一惊。他写道：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我呆了很久，慢慢看外面，地面热得有些颤动。我忽然觉得眼睛干涩，便挤一挤眼睛，想，我能教那多的东西么？
一日，总场教育科的吴干事来学校。
“你教到第几课了？”
“课在上，但课文没教。”
“为什么？”
我想一想，终于说：“没有用。”
“总场的意思，是叫你再锻炼一下。分场的意思呢，是叫你自己找一个生产队，如果你不愿意回你原来的生产队……”
我走出办公室。阳光暴烈起来。望一望初三班的教舍，门内黑黑的，想，先回队上去吧，便顶了太阳离开。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