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果说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回答“为何译”的问题，那么，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思考“译什么”“为谁译”“谁来译”“怎么译”“如何传”等问题。
译什么？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主题的选择上可更加开放。既回应国外精英群体通过四书五经了解中国古代智慧的诉求，也满足普通民众对流行文化的偏爱；既有国家政治话语的宏大叙事，也有平凡却感人至深的小故事。可政府倡导，可民间推送，还可响应对象国的主动索求。
为谁译？要重视对需求市场的预先调研和目标读者阅读特点的提前认知。同一个原文本，可以瞄准专业人士为其提供学术化翻译，也可针对普通人士进行大众化翻译，而一个毫无对象感的译本，可能在两种读者群体中都知音难觅，最终躺在异国图书馆无人问津。
谁来译？母语者或双语者的翻译通常能获得更佳传播效果。霍克斯译《红楼梦》，闵福德译《鹿鼎记》，蓝诗玲译鲁迅，刘宇昆译《三体》，大凡进入他国主流或大众阅读领域的成功译著莫不如是。对于涉及国情国策等政治文本、新闻话语的外译，中外合作是更好的模式：中国译者把握内容不被曲解，同时给予母语译者在叙事和表达方式上的充分自由。当然，出色的汉学家及母语译者数量毕竟有限，大量译作由中国译者完成也是现实。培养包括中国译者和未来汉学家在内的高端中译外人才、加强国家中译外能力建设，是解决“谁来译”问题的长远之策。
怎么译？在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尚存较大“认知差”的时候，归化翻译应成为培养读者阅读兴趣的主要策略。在确保中国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不被曲解的前提下，采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不失为有效的选择。虽然庞德“翻译”的唐诗不乏误译或创作，但却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唐诗热。辜鸿铭在自己的译作里大量使用意译和归化策略，以消除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我们应当给予认知差弥合过程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更要给予优秀译者的专业判断更多尊重与信任。
如何传？翻译作品最终要经由有效传播才能实现其应有价值。应多与目的语国家出版发行销售机构合作，他们深谙本国传播渠道和宣传策略。对大多数译作来说，印刷媒体依然是主要传播媒介。商业成功的译作可及时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辅之以周边产品，在市场及社交媒体上广泛宣传，形成组合效应。
翻译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了解世界，用他者的语言表征自己，与世界对话、相处和共存的方式。再经典的文本、再精彩的故事，也要经由翻译才能在他国的文化土壤里获得“后起的生命”。惟有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加强国家中译外能力建设，有效促进文化影响力提升，才能真正体味季美林先生的由衷感叹：“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摘编自任文《不断加强中译外能力建设》）
材料二
传统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创造的结晶，也是文学译介倍受瞩目的内容之一。由于文学经典的文化内涵深厚，对翻译要求极高，同时，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也有一个动态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接受需求，凸显不同时代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期待。因此，文学经典的翻译往往不是一“本”定音，而要经过不同译本的持续推进，以不同的侧重来丰富和完善对原作的转化。
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目前最著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英国人霍克斯的译本。如果根据印刷数目、再版数目、被引用率这些指标来看，霍克斯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影响要远胜于前者。究其原因，霍译本立足英语读者的认知与审美观念，考量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翻译中挪用了英语文学文化中丰厚的典故、风俗与语言特征去替代汉语原文中特有的修辞、文化与审美意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萍踪浪迹”，在霍译本中成了“滚石无苔”，“凤翥龙翔”的中华传统意象也被译成更具西方文化特色的“神鸟在天”。某种程度上说，霍克斯通过向目的语靠拢的归化式翻译方法重构了《红楼梦》。
相比之下，杨戴译本则以原著为中心，立足于原著的汉语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修辞特色，试图让西方读者尽量靠近原著所呈现的文化世界。因此不难预料，外国读者会在杨戴译本阅读过程中遇到理解困难，接受效果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然而，从动态的历史文化观来看，这两部译著并无优与劣的差别，而是互为补充。霍译充分考虑到跨文化接受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可读性，起到吸引受众、打开市场的作用；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了解日渐深入，海外读者对杨戴译本的接受程度也随之提升。如今，杨戴译本的优势日渐凸显出来：它从内容到文体风格更为忠实完整地呈现原著，较好地保留并传递出汉语文化独有的文学魅力、审美理念和艺术价值，展示文学和文化的本真面貌和深刻意义。
《红楼梦》两个译本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经历，让我们领会到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多重意义。在主题、故事的再现之外，译本还要传递思想与文化内涵，传达文学和美学上的特质。
（摘编自许钧《深耕文学翻译增进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