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深刻认识到闭关自守与虚骄自大的危机，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力倡洋务。自秦朝至清朝初年，由于北方游枚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原王朝主要以北部游牧民族为防御对象。这种外防内化的观念导致了统治者把民族、部落、地域与国家边界混同。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向我国境内渗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区的边患日益严重。在外来压力下，清王朝被动地与邻国划界签约，最终标定版籍。历代统治者皆认为，国防的重心在陆而不在海，历代君民“皆舍海而注意于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的陆疆与海疆同时面临危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塞防海防孰轻孰重的争论。清政府在审视海防危机之后，将海防与陆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确立了陆海并重的国防方针，把国防区域从西北内陆扩大到东南万里海疆。
——摘编自王玉冲《论晚清边防观念的转型》
材料二：19世纪后半期，中国陷入强敌环伺的困局和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一方面清廷把对疆域内边地民族的防范延伸到“边外”外侮的抵杭。另一方面鉴于西方列强以沿海沿边地区为殖民渗透突破口，清廷确定了塞防和海防并重的边防方针，兼顾陆地边防和海上防务。
——摘编自孔令琼《晚清中国边防历史转向的原因、表现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