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历史来看，稻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使长久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认知受到了挑战。其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多的四五千年到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稻作农业是长江文明的支柱和特色。古史记载、野生稻的分布、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发现和现代遗传学的研究，都已证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良渚文化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
起源于万年前的水稻，经过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到距今千年左右的宋代，成为继小米和小麦之后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最近五百年来，虽然受到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外来作物的挑战，其优势地位仍没有被撼动。稻米在国计民生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水稻主产区的中国东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后来国家税收向稻米迁就，原本是九月一日起征的秋税，因为“粳稻须霜降成实”，改为十月一日始收租。依靠稻米养活的人口也日益增加。到明末，已经形成“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的局面。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划定的瑷珲—腾冲线，其东侧占全国36%的国土和96%的人口分布，与水稻的分布基本重合。
宋代以后，南方人在排斥小麦等外来作物的同时在北方积极推广水稻种植。从汉代开始，长城内的人们就想到用种植水稻的方式来阻止北方骑兵的南下。例如，东汉张堪在狐奴山下开稻田八千余顷等，虽然这些努力所形成的阻隔作用有限，但水稻的分布却极大影响了国家和政权的疆域。从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再到宋金议和，基本上都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是稻米主产区，而淮河以北则是以游牧和旱粮作物为主。自隋朝大运河开通以后，南稻北运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固化了南北之间农作上的差异，于是主粮作物的不同就成为中国南北划分的依据，“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
从起源的那天开始，水稻就不断北上，在参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构建及中国北部边疆巩固的同时，稻作技术也在北方发展起来。10世纪以后，受到北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南方稻作技术，在有识之士倡导和国家政策鼓励之下，经过多种方式由多种路径传入北方。历史上，水稻生产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宋真宗、康熙等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参与到水稻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中。
（摘编自曾雄生《水稻与中国历史地理》，有删改）
材料二 辨识土壤是利用土壤、改造土壤的前提，古人辨识土壤来自两个方面，辨方是立足于整个国家，着眼于宏观尺度认识土壤性状。最早的辨方出自成书于战国初期的《禹贡》，划天下为九州，并依宜农状态，分九州土壤为九等。物土侧重于种植农作物的每块农田，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安排农作物，根据土壤性状确定与农作物的对应关系。中国早期农业属于轮荒耕作制，人们将土地分成几块，土壤肥力通过轮流撂荒而自然恢复，农作物也在撂荒—耕作循环中不断更换土地。大约从春秋以后土地进入连续使用，人工补充土壤肥力出现。
土壤只是农作物的立足之地，农作物每粒种子都带着地理信息，因此择水土之举，不仅起步于农业肇始阶段，也贯穿于全部发展历程。每方水土都有属于自己的农作物，建立作物与水土的对应关系就是因地制宜。
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是支持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施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选种、育种、耕作、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当代耕作学中的主要内容，古人都早已纳入实践，并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耕”是传统农学的核心，伴随耙地、耕地、水田粉地等系列操作以及施肥，将为农作物营造立足之地视为重中之重。
广度开发为土地拓展，深度开发为以轮作为核心的复种。中国古代农业实行的轮作需要知天、知地、知农时，对于天、地、农的认识来自农民的劳作，而实行轮作则取自人们的需要。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在今山东一带实行，并逐渐盛行于华北地区。南方实行一年两熟稻麦轮作，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依凭一年两熟的轮作，江南不仅获得两季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而且推动农业技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长江流域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火耕水耨”的易田制，土地利用率最多50%。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不仅将江南的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到200%，也使农作物的产量翻了一番。太湖平原在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的支撑下，有着超乎其他地区的富庶，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摘编自韩茂莉《从广度开发到深度开发——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删改）
①自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现稻壳痕迹以来，在距今9千年至距今4千年，黄河中下游的很多史前遗址中，多有水稻遗存的发现。
②一些地方如山西晋祠、北京京西和天津小站等，受传统文化、皇家政治和军事屯田等的影响，稻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