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风清骨峻”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基于文学作品两大构成要素“情”与“辞”的内质美而提出的具体要求。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看，此观点为刘勰首创。其《征圣》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一句指出，构造文章的金科玉律是志足情信、言文辞巧；其《风骨》篇则告诉我们，“情”与“辞”要具有内质美，就要做到“风清骨峻”。
“风清”是对“情”的内质美的要求。“清”，清新真切之意，“风清”就是要求文章的思想情感表达深刻，清新爽朗，真切动人。《风骨》篇中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认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就是有“风”的作品。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说明我们把“风清”解释为“情感表达清新爽朗、真切动人”是正确的。
“骨峻”是对“辞”的内质美的要求。“峻”，峻拔遒劲之意，“骨峻”就是要求文章的语言简洁精炼，气势刚健有力，具有感染力。文辞的运用，一味卖弄辞藻是不好的，或者仅停留在流畅层面也是不够的，要靠力量、劲健、精约和峻拔取胜，这样才能达到文辞运用的美学要求。
另外，刘勰谈风骨总是离不开文采，他认为风骨与文采应和谐统一。文采是对文章外形美的要求，风骨是运用文采的基础，有风骨而缺乏文采的文章也是一种缺陷。刘勰还说，风骨需要文采的润饰，这种润饰要不露痕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内质美和外形美才得以统一。
（改编自童庆炳《<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
材料二：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无论是“兴观群怨”的《诗经》，“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的《离骚》，还是“慷慨刚健”的建安诗，抑或是“忧患深广”的唐宋词，“观照现实”的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批评家的高度赞赏，均在于作家能够以其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真挚明朗的思想情感贯穿于作品之中，形成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而言，推崇文学作品“风清”的审美旨趣，就是要在日常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切实关注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问题，褒扬那些能够以饱满的思想情感，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心怀天下、仁民爱物、慎独修身等向美、向善的优良品质自然融入其中的优秀作品。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使读者于字里行间感受作者真挚明朗、崇尚美善的思想情感和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实现润物无声、以文化人之效。
《文心雕龙·风骨》中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在刘勰看来，唯有语言简洁精炼，“结言端直”，才能使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做到指向明确、鲜明爽朗，充分展现作者“意气骏爽”、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细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无论是高唱“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橘颂》，还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还是“大声鞺鞳，小声铿鍧”的辛弃疾词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而言，推崇文学作品的“骨峻”之美，就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古籍中的优秀成果，既要努力创作并积极褒扬那些能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又要敢于反对、批判那些以炫技逞博、哗众取宠为能事的语言低俗、媚俗之作，真正做到“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向世界展现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避免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因此，探寻“风清骨峻”的当代意义，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其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将其“激活”，使其真正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来，能够创作出充分展现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风清骨峻”的审美观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批评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放眼当下，面对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努力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是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改编自董晨《“风清骨峻”的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