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 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 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扶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 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 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 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 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 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 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 日
（摘编自聂荣臻《大战中的“插曲” 》）
材料二：
本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新冠肺炎等灾害接踵而至，据统 计， 自 1980 年以来全球共有 16 亿人死于灾害。破坏性的灾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 也会挑战乃至根除相关主体的联结关系，对人们情感造成开放性的创口。而这种形势下的相互 帮助，则有助于产生新的情感联结，将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人联系在一起，重塑信任与认同，乃至形成新的情感共同体。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首次提出了“ 灾难外交 ”这一概念。“灾难外交 ”就是一国以救灾为契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国家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围绕灾难的预防、救援和重建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或深化。
已有对“ 灾难外交 ”的认识仍局限于传统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分析框架之中，强调“ 灾难外 交 ”通过发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来促进国家间关系升级。然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表明，情感因素对“ 灾难外交 ”的实践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喜爱、信任等积极情感可以使 援助国免受受援国对其动机的怀疑，而担忧、恐惧等负面情感可能使受援国拒绝接受援助或只 接受援助但不改变对援助国的刻板印象和态度，从而使灾难外交难以达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的。
从心理层面上看，灾难外交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实践，当受灾者和援助者寻求一种方式来表 达其经历或感受时，灾难外交通过向双方传达对方的情感来吸引两国民众形成情感联系——援 助者可以借此表达同情与友谊，受灾者则从中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孤立的个人情感由此被嵌入到更大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着对灾难共同的情感理解。
近年来我国的灾难外交实践，也证实了灾难外交培育共同情感的作用。2020 年新冠疫情 爆发时，我国作为受灾国收到多国帮助，我国在疫情好转后又主动向他国伸出援手，在相互的 援助与协作中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巩固了国际团结，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疫 情前期，日本官方和民间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口罩等医疗物资，我国的社交媒体、人民和政府 也积极主动回馈着这份善意。外媒评论称，中日两国民间和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相互支援“缓和了中日几代人的敌意 ”。
当然，灾难外交要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基础。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 点可以从美国民主党在“9·11 ”事件后针对中东受众的一项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倡议 的失败中得到证明——仅展示了美国的观点，缺少同中东国家经历与情感的相互承认。遵从受 援国情感表达的规则也不是可有可无。不同国家在情感交流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日本文 化对公开展示震惊和恐怖的表情有规定，而美国文化则没有。规则表达了某种社会确定的规范 或习俗对情感信息交流方式的期望，包括语言、强度等，在跨文化环境中，违反特定文化的情感表达规则就会导致沟通障碍和敌意，不利于人类的共同情感建设。
（摘编自韦红、马赟菲《论灾难外交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