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可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的，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进一步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自身特色，削弱了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解释力。作为文化实体的中国一直没有放弃“天下”意识，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天下观。中国式民族主义的历史性准备具有典型的中国“夷夏大防”的特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因需要而反满，因反满而导致中国身份的重新认同，从而有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诞生的契机。但最迟到1902年前后，孙中山终于放弃纯粹的反满而逐渐接受多民族共和的主张。在新文化运动中，救亡图存的激进民族主义虽然“反中国”，但最终还是走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道路。
——李扬帆《从天朝到万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