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文体，属于“记”类散文，起初主要用来叙述学校的兴建过程。学记起源于中唐，兴盛于宋。一种文体的兴盛，往往是时代文化多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单纯归因于文体形式本身的演进。宋代学记的创作发生与发展同宋代文化诸层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科举制度是宋代学记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科举制度对宋代政治、文化及文学创作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学记创作的影响尤其明显。从作品创作的角度来看，宋代学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科举催生，地方政府因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兴建官学，学记也随之大量产生。地方官学的兴建，最初的动机之一便是地方官员想为本地的士子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场所，帮助其更好地应对科举考试。而学校兴建完毕后， 负责修建的官员士绅往往请一些著名的文人来撰写学记， 以表彰其政绩。比如，仁宗庆历七年，杜应之出守浔州，“下车三日……乃大相厥土， 而营学宫”，完工以后便请余靖作记。科举取士人数较多的地区， 官学教育往往比较兴盛，该地的学记作品数量也比较多。
科举制度催生了宋代学记，但宋代创作的学记并没有因此对这一制度歌功颂德，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反而变成了反思、批判科举制度的一面镜子。胡寅在《桂阳监学记》中就将科举取士视为“世远道丧”的表现。随着科举考试中各种弊端的显现，越来越多的对科举制度进行批评与否定的内容涌现在宋人的学记里面。学记成了宋人表达自己崇高的“政学一体”政治文化理想的一种常用文体。如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 《慈溪县学记》，在批评科举取士之弊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学校乃为政之本。
其次，道学的兴盛对宋代学记产生了重大影响。道学是儒学的新形态，是宋代思想界最为重要的学说之一。从学记创作的数量上看， 南宋远超过北宋，但其创作质量却又另当别论，这一点与道学家对学记的情有独钟密不可分。南渡以后，道学家积极地利用书院讲学、修建社仓等方式， 向外界宣扬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各个地方的官学与书院一样，成为道学家宣讲道学的必争之所，学记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道学家宣扬心性之学的理想文体，如朱熹、张栻、真德秀、胡寅、魏了翁等道学家均撰有学记来讨论心性问题。
南宋道学家的学记创作大都以阐述道统观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修养方法为主，认为求仁成义，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才是学习的正确方向。其他的辞章之学，训诂之学等等，在他们看来都不足以称之为学。如胡寅的《岳州学记》中载： “有囿于训诂者焉，有耽于文词者焉……豪杰之士慨然自拔于流俗， 曰： ‘道德性命，圣人之奥也’ 。”倘若说
北宋学记议论部分的重点在于阐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那么南宋道学家的学记议论部分的重点则转向探讨兴学与成圣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学记中必要的叙述部分，在南宋学记中就显得相当粗糙，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叙述都省略掉了。如张九成《重建赣州学记》用极大的篇幅来讨论“学者以格物为先，格物者， 穷理之谓也”的观点， 至于“版筑之工、土木之役、岁月之终始”，他认为“皆非学之先务，兹得以略云”。另外，对学校规章制度的考订也往往比较空疏，经常一笔带过，甚至完全以议论之笔来写作记体文章。至此，学记一体其实已经沦落为道学家的传声筒。南宋学记数量虽多，但却甚少上乘之作，道学的渗透当难辞其咎。
(摘编自刘成国《宋代学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