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人赵翼赞誉程颢的《黄鹤楼》“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这一看法已见于南宋林希逸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评论“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凤凰台和黄鹤楼各自凭借李白和崔颢的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地点的现象。这个地点可以大到名山和城市，小至一处胜迹，从一座楼台亭阁到一块墓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有关金陵凤凰台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如《法苑珠林》记述东晋升平年间，“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南宋马光祖的《重建凤凰台》以淳熙时期保宁寺的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将金陵凤凰台当作名胜来题写是自李白开始的。不过，从唐诗可知，金陵凤凰台此时即便存在，也还没有形成一处名胜地标。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向崔颢的《黄鹤楼》致敬并与之竞争，对他来说，凤凰台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或话题而已。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至宋代影响渐著，题写凤凰台自此蔚为风气。但入宋之后，凤凰台屡遭破坏，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建炎中遭兵火荼毒，1170年陆游所见凤凰台已“废为大军甲仗库”。两宋时期地方官曾多次重建凤凰台，祥符年间“尝著亭于斯，斯楼斯亭，咸以凤字”；淳熙八年，“留守范成大重建，更榜白凤凰台”。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往往意味着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因为遗迹所剩无几，不足为凭。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是在入宋之后，出现了题写凤凰台的盛况并绵延不绝呢？在胜迹业已消逝或难以确认之际如何继续书写胜迹？书写胜迹又意味着什么？周宝供的《亭台类序》或许道出了其中奥秘：
凡山川佳丽处，须起亭台楼阁乃足供游人之玩赏。然古迹多堙，倾颓殆半。其间可登览者固在所必纪，即有空名而无遗址可问者，亦必存焉，以俟考古者之穷探，更以期后贤之重建云尔。
这再次证实，题写名胜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写作，后世的诗人来到此地，不只是为了看到凤凰台当下的模样，更是为了将它从记忆中召唤回来。在所写的胜迹消逝或失去了确定遗址之后，书写本身变成了对它的补偿与替代。消失的胜迹转化为文本，形成文本化的胜迹，并在文本中得以存活，题写胜迹既是关于胜迹的书写，又最终化为胜迹的一部分，甚至取胜迹而代之，或以其它的方式介入后世的胜迹修建与景观重构。在胜迹毁坏和消失后，正是题写胜迹的诗文继续维系着，也不断更新着关于它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商伟《“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材料二
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山东境内那些以摩崖石刻著名的山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与云峰山刻石。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山脚的碑铭年代相对较晚，越往上年代则越为久远，沿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们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而岱顶的无字碑，则是沉寂的历史源头”。
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游，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亦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其时踵出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黄易《铁桥先生登岱观摩崖碑》所描绘的是济宁金石收藏家李东琪观摩《纪泰山铭》的场景，两位游客对着唐玄宗书丹的摩崖指指点点，整个登岱活动，黄易只选取了这一场景作为定格，可知观碑已然成为文人登岱的重头戏。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与书法，参与了风景的塑造，但题刻与山水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主要地位，虽说没有《金刚经》，便没有经石峪（或石经峪）这样的景点，但这丝毫不妨碍泰山仍是四海闻名的胜迹；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摩崖石刻周边所汇集的种种题刻，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比如宋人陈国瑞题刻、明人所刻《大学》一章、万恭所题写的《高山流水石壁记》、李邦珍题写的“经正”、汪坦所刻《周颂》中的《般》等，这些后起的题刻不惟讨论《金刚经》的字体与年代，也涉及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但即便如此，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金刚经》仍然是经石峪真正的胜迹所在。
（摘编自薛龙春《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
［注］经石峪：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上刻隶书《金刚经》，明隆庆年间万恭书刻“曝经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