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文明的法是依托君权构建的，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而不考虑以“法治”限制君权的问题。所以君权要高于国法，法是君王之法，也就是“王法”。与之相应的是，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只是讲到王子，而不是“朕”或“寡人”。由于“四法”是君主统治的手段，故而刑法重于民法，治史重于治民。因而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法基本上是“政法”或为政治服务，……从夏、商、周到秦汉，这立在“血统”上的家法、宗法和国法之间的联系不断国化，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中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另外，“礼”与“法”在本源上是一体的，其核心表现为“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家族本位，伦理法治”等。
——摘编自王鸿生《历史的瀑布与峡谷》
材料二
古代罗马，私法广泛，涉及人、婚姻、家庭、继承、物、所有权、契约、私犯行为等内容，罗马法将涉及私利益的都纳入私法范围内。因此，从“私法”发生学的角度分析，近现代私法脱胎于罗马私法。正如艾伦·沃森指出：“罗马法十分重要，它的影响不仅遍及全球，而且还缔造f一个民法体系。”梁慧星也认为：“近代民法一语，乃从罗均法乏‘Jus civile’一语沿袭而来，故罗马法之市民法，为今日各国民法之语源。”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的体现，“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以至于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摘编自范进学《论私法的法理与法埋的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