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学者Richard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由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关注“文学的城市”，必须兼及作家、作品、建筑、历史、世相、风物等，在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谈到都市，我一再坚持，必须把“记忆”与“想象”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把人的主观情感以及想象力带入都市研究，这个时候，城市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驰骋想象”，这个让历史学家深感头痛的话题，很可能在文化史家那里如鱼得水——解读诸多关于北京的“不实之辞”，在我看来，意味无穷。因为，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不管虚实真假，同样值得尊重。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呈现，那么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
因而，在对都市的解读中，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是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是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是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
（摘编自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
材料二 城市文学研究，有一个学科归属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是将它归入传统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还是将它归入城市学这门学科？对于第一种做法，我的看法是，因为它受到了文学研究之内各种规则的制约，并且缺乏一种对等相通的经验上的把握，所以很难真正进入文学价值评判领域，也难以与其他学科发生对话关系。一种针对城市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能要更为有效，因为它的视野更大，也能够在时代精神的符号表征与文学形式之间看出隐秘的联系。城市学范畴内的城市文学研究，使得叙事演变与精神历史的共鸣和互证得以成立。目前我们对城市学本身的理解还存有一定的问题。城市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子嗣，换句话说，在传统学科里面增加一些城市视角，以此应付分散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社会学中的城市问题，以及历史学中的城市主题，这样的“城市学”可能很难称之为一门自足的学科。真正的城市学有着它自己的问题域和方法论，并且，唯有在这样一种问题域之内加以观照，在这样一种独有的方法论的统摄之下，城市学才能够兼容其他传统学科，才能触及这门学科所要处理的对象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将城市文学研究列为城市学的子题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文化有着强大的乡土文明传统，城市一直是被诅咒的对象，甚至是被删除的对象。一种城市经验的出现，在文学这个范畴内，势必分裂为两种不同倾向，对于作家来说，这种独特经验，是青年一代的写作者必须去关注的，因为他们恰恰生活在此，像年长一代作家那样，本能地去书写乡土经验的东西，对年轻一代作家来说，已经不再可能。而对于城市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所要处理的对象就更为复杂，他们既要思考诸种城市经验元素，以便将它向认知提升，还要面对已然被塑造了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形态。经验走在前面，而判断总是滞后，但城市学的研究和城市学的评论也不能过于滞后，它应该跟上来。
（摘编自张柠《城市经验和城市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