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孕育、巩固、创新，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标识性的古代文艺观念，为传统文化形塑了品格，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久远传承。
中国古代早期的文艺观念，比较注重文艺的政教功用，偏重于文治目标，而非文辞艺术本身。《论语·阳货篇》记载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既有结构逻辑，又有各自功能，是缺一不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以“兴”引譬连类，发出对社会现实的观与感；以“观”认识社会风俗的盛与衰，量度国家政治的兴与败；以“群”实现互更交流，形成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共同进步；以“怨”美刺不足，期于政治修明，社会和谐。这一文艺观念滋养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意志和匡世决心，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
唐宋以来盛行的“文以载道”观念，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无论是韩愈提出的“文以明道”，还是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最初都是为了矫正“文胜于质”的文艺弊病，摆脱文人对技巧、文辞、修饰的偏执迷恋，重新恢复文艺内容的重要价值。宋代以后，“文以载道”观念成为普遍的文化共识和社会规范，要求创作者秉持正确的价值观、使命感和深弘气度，在践履社会责任、赓续文化传统中从事文化创造，用文学艺术的有形表达反映广泛的生活现实，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引导、带动、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文以载道”在以文育人、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中体现出一种基础、广泛、深厚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理解古代文艺观念的重要贡献，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历程与发展机制，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取材于蔡美云、张含、刘凤泉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因为他们发现那些产生于西方创作实践之上的文艺理论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用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高低的做法，既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真实面貌，也难以评估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既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又能涵盖与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
事实上，中西方的文艺观念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一定共性。比如说文学应该是审美的，应该是作者的精妙构思与出众才华的体现，应该是用语言去进行形象与意象的创造等。但是中国古代对文学构思与文采的重视，并不是在任何朝代与任何作家、批评家那里都能被无保留地认可的。比如，汉代以前人们比较重视文学的政教意义，而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就是以批判骈体文为前提，反对只讲究形式美，更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教功用，对其文学特征则有所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可以确定中心，但又边界相当模糊的领域。就像一棵树，人们能够看清其树干与枝叶，却并不能轻易弄清其根须究竟伸向何处。根须不是整个树，但没有根须，却永远不可能长成真正的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要紧紧抓住其审美的基本特征，从而总结出适合于世界的共同文学经验与文学理论；同时又要深入探讨各家思想学派对文学不同看法与复杂影响，像儒家诗教观念、道家解脱理论、禅宗妙悟境界等，都是中国所独有并且曾经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念。
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既需要照顾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需要广阔的世界视野，需要现代学者以更为弘通的视野与严密的思维能力去进行重新选择、深入研究与公允评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面对各自的传统文艺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时，都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寻找出文学据以成立的核心观念与发展推进的主要线索。
（取材于左东岭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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