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怀念孙犁先生
铁凝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为我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我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1979年，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托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可我却面露难色。我听人说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在秋日的一个下午，我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看见有人来，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者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很快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戴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我们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几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冷峻睿智并存。
（有删减，选自《铁凝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
文本二：
孙犁，不是个大红大紫的作家，大家却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当年，孙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荷花淀》，毛泽东看过后写道“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孙犁却从未向人言说，只是独守芸斋，寂寞耕堂，以笔为犁，用作品说话。
我读孙犁，深深地感受到他作品中的“唯真、唯善、唯美”。他总是那般真诚，他的作品都是从生活出发，对“美的极致”的发掘和诗意的表达。《荷花淀》是这样，《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也是这样。孙犁对待作品是认真的，也是有感情的。
孙犁对于文坛，一向是清醒的。他在给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作的序中指出：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
人生云水过，平常自然心。
布衣孙犁，荷般高洁；清曲绝响，淡云长流……
（选自周伟《耕堂荷韵布衣人》，人民日报2011年12月14日，有删改）
注：①耕堂：孙犁的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