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东方还是西方，衡量艺术形象的最高美学准则都可以归结为传神。
传神者，传形之神也。就是说，艺术形象要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应坚持形似与神似的统一。形似是神似的基础，脱离了形似就谈不到传形之神。这与所谓通过细节真实展现本质真实的意思是相同的。正如细节真实不等于对生活事实的摹写一样，形似的“似”也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齐白石语）。不论“太似”，还是“不似”，二者都脱离神的支配和制约，只能使艺术丧失真实。
重视形似，并不是说让艺术家把重点放在形似上。艺术真实突出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曾批评过某些绘画作品“得其形似，则失其气韵”。得其形似，固然是必要的，然而“失其气韵”，便铸成大错。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注]中。”相对于神似的要求来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而要达到神似之“妙”，必须注重对“阿堵”的“传神写照”。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艺术真实。
同形似一样，神似的实质也是“在似与不似之间”。清代艺术理论家沈宗骞提出的“传其神之正”的理论，就是在这方面很有见地的主张。所谓“传其神之正”，就是要求对“神”有更为本质的把握，要洞察事物内部更为基本的联系。
那么，具体点说，怎样才算达到“传其神之正”的要求呢？要注意三点：
第一，要注意形象之“神”的独特性。歌德说：“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所谓“显出特征”，是说要显示出一件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显示出黑格尔说的“这一个”的内在的精神气质。鲁迅的阿Q、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米开朗琪罗的大卫等艺术典型，所以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都是以其鲜明的独特性，突出地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精神特点，达到了“传其神之正”的要求，而获得高度艺术真实的。
第二，要注意形象之“神”的整体性。所谓整体性，是指艺术形象精神世界的整体联系。它是对生活真实中各种矛盾关系的整体反映。歌德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就是说，对艺术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形象内在精神气质的揭示，要从整体着眼，通盘考虑，不要只在局部上用力。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对李丽芳形象的刻画，对她内心世界的开掘，就存在缺乏整体感的问题。有些地方，这一形象的刻画还是生动逼真的，能够正确表达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但通观全篇，李丽芳的精神性格前后判若两人，一个本来是美好的灵魂人为地扭曲了、堕落了，失去了整体感，失去了“神之正”，也失去了艺术的真实。
第三，要注意形象之“神”的典型性。它与形象之“神”的整体性、独特性有密切联系。所谓典型性，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要注意形象的“神之正”与生活环境的关系。牟世金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形神问题》一文中指出：“人的神之正，是由其特定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只有把握住这种由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特点，才能准确地表现出人的真实的特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就作者描写的范围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从促使人物行动的周围环境来看，从战斗的无产阶级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光景的时代环境来看，艺术形象的精神面貌却不是典型的。这就不能不削弱形象之“神”的典型意义，难以达到“传其神之正”的要求。
（摘编自孔智光《试论艺术真实》）
［注］阿堵：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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