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1世纪以来，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与“贫困”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生态贫困问题正成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新“陷阱”。毫不夸张地讲，全球生态贫困问题不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类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更无从谈起。从本质上讲，生态贫困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客观结果。从人的需求角度来看，生态贫困是由于人的基本生态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而导致的生活困难状态，比如缺乏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无污染的土地、安全的食物、多样化的物种、绿色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等。生态需求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前提。人的生态需求具有合理性和有限性，当基本生态需求无法满足或被严重抑制时，人的生活就会陷入贫困状态。从人的权益角度来看，生态贫困是由于社会制度设计不公平、不公正，致使人们无法平等地获得生态福利和维护自身的生态权益而导致的社会后果，比如富人可以随意转移污染物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穷人却不得不接受由此带来的恶果。
(摘编自韩跃民《全球生态贫困的表现形式和发生机理》《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11月)
材料二：
在2020年的多事之春中，一场席卷北印度洋地区的蝗灾也飞入了人们的视线。此次蝗灾缘起于2018年5月，一场意外的台风光临了阿曼、也门和沙特部分地区，丰盈的降水造成了植被的兴旺，加了餐的蝗虫群顿时暴涨400倍。本来这里严酷的夏季会让植被枯萎。虫群自然萎缩，孰知天有反常，10月份又发生了飓风，进一步激励了虫群的繁衍。至2019年3月，增长了8000倍的蝗虫耗尽了当地可食用的植被，于是除了部分留守，其余的开始借助季风兵分两路迁徙，其中一路最终跨越红海进入非洲之角，逐步肆虐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极可能酿成非洲数十年来最大的粮食危机。
蝗灾诞生在阿曼与也门，随后在也门南部完成了关键的种群扩大和迁徙准备，而这里在过去两年一直处于内战，根本无暇灭蝗。面对以几何数量增长的蝗虫，巨额的杀虫剂采购成本与洒药飞机等设备都成为非洲受灾国难以承受的负担。非洲的农业生态体系中丝毫没有对蝗虫的生态自我调节力量，而且东非广泛分布的单一种植农业生态对病虫害的抵御力格外赢弱，不要说穷凶极“饿”的蝗虫，异常的气象与一般虫害都可能酿成重大危机。
对肯尼亚来说这是70年来最严重的灾害，数亿只蝗虫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涌入了这个东非国家。在肯尼亚东北部，一个特别大的蝗虫群甚至达到了60公里长，40公里寬。联合国称，当三月份降雨到来并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带来新的植被时，速生蝗虫的数量还可能增长500倍。
(摘编自澎湃新闻《非洲之难：从沙漠蝗灾说起》2020年3月)
材料三：
肯尼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这里的农业发展根本不是根据当地人的利益来决定的，完全是为了考虑它能给帝国的整体发展做出什么贡献。首先，白人殖民者不择手段圈地，从侵占土地开始，就想使用廉价的当地劳动力发展由自己掌控的大型种植园，尤其是单一种植经济作物如咖啡、剑麻和玉米。19 世纪后半期，大英帝国最主要的咖啡种植中心斯里兰卡遭遇了咖啡叶病，咖啡产量严重下降，只剩原来的五分之一。于是从1907年开始，英国在肯尼亚大力推广咖啡种植。到1922年，肯尼亚有700个以上的庄园种植了咖啡。此外，肯尼亚还大规模种植用来出口其他非洲殖民地的玉米。这种单一种植景观的扩大，意味着极为脆弱的生态体系，对自然异动的承受力也大大降低。
(摘编自澎湃新闻《“环境正义”：理解第三世界环境史的一把钥匙》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