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福建各地方志及官书吏训中，民众“好争健讼”的记载可谓延绵不绝。“士不自爱，乃好干讼”，“在清时皆有功名”等描述，都指向了福建讼师的“士类”身份。讼师们充分利用超群文笔、通晓律法、功名在身等条件，向事主索取“或千余金，或数百金，约定不贰”，以为诉讼服务的报酬。为了抑制讼师“唆讼”，《大清律例》明文设立“官代书”，试图以行政力量打破讼师的“饭碗”，地方官府还多次下令捉拿、禁止讼师，突出道德礼义的教化作用，从而实现“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的作用。
——据汪毅夫《讼师唆讼：清代闽省内地和台地的社会问题》等整理
材料二 厦门租界的领事法庭上外国律师扮演了重要角色，刺激了福建近代司法机构的建立及本土律师的产生。20世纪以来，《大清刑事民事诉律》《律师暂行章程》等法案对律师职业及其体制进行了持续完善。到1931年，16个有律师的省份中福建跻身全国前五，但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地。当地按地方法院辖区设置律师公会，凡开业律师均须参加，逐渐取代外国律师在闽的垄断地位。除出庭辩护和代理之外，不少律师还受聘为工商业者的法律顾问。律师公会规定酬金的上限，尽力避免会员的乱收费行为，还落实国家的平民法律扶助制度，引导律师承担联系一般民众与法律体系的职责。
——摘编自刘芳《近代福建的讼师与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