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节选自苏轼《赤壁赋》）
文本二：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故更之为愚溪。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
（节选自柳宗元《愚溪诗序》）
文本三：
苏轼和柳宗元，都曾长期被贬荒远异乡。二人的诸多作品，虽同属贬地山水游记，却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
柳、苏描写山水风物的目的不同。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南荒，仍然执着追求“辅时及物”的政治理想和孤高耿介的人格，对忠而被逐激愤不平，因而在山水泉石中寻找精神寄托，选取与自己的性情、人格相类的奇山、异石、幽泉，托物言志，使外物成为作者人格、心灵的象征。苏轼的贬地山水游记更多地表现了齐一万物、忘怀得失的旷达超脱情怀，从哲理高度化解党派纷争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扰和人生痛苦，从而达到心境的淡泊宁静。
柳、苏贬后写作山水游记的目的不同，导致他们选取、描写山水风物的态度和标准不同。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有明显的主观刻意性，而苏轼的山水游记则具有客观随意性。柳宗元以主观刻意的、选择性的视角观察山水，把特定的山水当成同病相怜的珍爱对象，使得清幽之景饱含幽怨之情。较之柳宗元，苏轼对于山水，是率性的吟赏，其本意在于无心。苏轼以非功利的心态欣赏山水风物的特色，感悟山水风物中蕴含的宇宙人生哲理，化解逆境中的困惑和痛苦。
由于以上的原因，二人的山水游记产生了意境差异。柳文多为“有我之境”，苏文则多为“无我之境”。柳宗元的贬地山水游记重寄托，刻意选取，甚至是创造适合抒发孤高、愤懑、失意感情的山水意象与氛围，他的山水散文无不打上其身世的印记，在摹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愤懑与不平。不管是“特立”不群的西山，还是“凄神寒骨”“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的小石潭，无不是作者“以我观物”所创造的“有我之境”。苏轼的贬地山水游记，注重以齐一万物、超然物外的态度描写山水风物，因物悟理，触处生春，多表现苏轼忘怀得失、随遇而安的旷达超脱情怀。他的《记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赋》等都是不执于我、不滞于物、豁达圆通的“无我之境”。
（摘编自杨有山《哲人之文与骚人之文——苏轼与柳宗元贬地山水游记比较》）
①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②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