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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一向被视为散文的基石。这种对真实性的严格要求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国的散文最早是应用文，后来又与史传结合。可见，“真实性”观念的确立不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而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散文观念。那么，应如何理解散文中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应怎样去把握散文真实的“度”呢?
传统散文观念所强调的是一种“再现”式的“绝对真实”，即与作者有着直接关联、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这与小说创作不同，小说创作的素材不一定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是鲁迅式的“杂取众多人塑造一个”。但从散文的创作规律和散文的发展趋势来看，要使散文所描写的内容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散文中所表达的“个体经验”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经历”。“个人经历”是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它是一种“实在”，是难以更改的；而“个体经验”是对以往“个人经历”的一种整合。它一方面已不具备“个人经历”的即时性和临场感，另一方面又加进了不少作者主观想象的成分。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巴金的《海上日出》，都是以“个人经历”为素材，然而他们的描述又不完全拘泥于个人的经历，而是一种综合了各种个体经验的艺术化表达，我们能说这种表达违背了散文的“真实性”原则吗?
由于散文创作往往属于“过去时态式”，而按照一般的心理表征，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越容易造成错位和误置。这样，从亲身经历到记忆中的真实，再到笔下的物象情景，其生活的原生状态实际上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形。
更为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发现，进入90年代后，随着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改变，散文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了，于是出现了一些“法无定法”、敢于“破体”的作品比如余秋雨的《道士塔》《这里真安静》等作品，就是将小说的场面描写、戏剧的情节冲突移植到散文中。甚至即使像余光中、杨牧等老一辈散文家，也不甘落后写出了像《蒲公英的岁月》《年轮》这种在真实与虚构、想象与富寓言间恣意穿梭交织的作品。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散文的“真实性”虽然是一个诱人的话题，但对于实际的散文写作来说，它也只能是一个愿望和期待而已。因为诚如上述，对于发展和变化了的当代散文而言，“虚构”对于散文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所以，在清理散文的地基和建构新的散文观念的今天，我们应抛弃封闭保守中的散文观念，旗帜鲜明地提出“有限制虚构”的观点。所谓“有限制”，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成“自由虚构”。
(摘编自陈剑晖《散文的真实、虚构与想象》)
材料二：
众所周知，孙犁一直是个牢牢把握“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散文创作强调真人真事真“意态”，几乎达到与现实生活复合的境地。他曾这样记述他的文学之路的开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之路。我写了一些短小文章……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这段话，是作者散文创作心态的表述，也是“实录”写真的基本品格的简明诠释。例如，《识字班》是孙犁最早的散文代表作，它叙写的是敌后根据地机关干部为抗日民众办冬学的火热场面。作者依照生活原貌，录下“军民同乐”“识字班开学上课”“夫妻五考”等几个场景，无不让我们在“生活本身的形式中”，感受到那个时代妇女刚获得精神解放时的特殊历史氛围和抗日军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时代情绪。写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数十篇散文，都以这种“实录”品格，保持着当时生活的鲜润色彩，给历史留下了永恒的印迹。
孙犁之“实录”艺术是高品位的，它们常常切入现实生活中一个小小环节，却能够展示“全面生活”。抓住一人一事，或一个场景，却可以映现生活的趋势、历史的走向。因此，孙犁之“实录”绝不是琐屑肤浅的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描摹。孙犁一直把他五十年代之前的许多散文称为“速写”，道理就在这里。对于“速写”，孙犁除了说“速写”必须“讲求个速字”，“必须有人物面对现实，亲临现场”外，他特别强调“要熟悉当事人，要真认清了，认准了，对他有了深厚的感情，然后再动笔”。
(摘编自梁大志《孙犁“实录体”散文的艺术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