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阮籍《咏怀诗》多用比兴。比兴的价值，在于其能增进诗文的明白晓畅。屈赋深而不婉，发愤淋漓，在于比兴的妙用。“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其志皎皎如此；“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情切而意显。屈原的遭遇如司马迁所言“可谓穷矣”，然其上下求索，穷且愈奋，从郢都华堂到汨罗江畔，其疾愤惨怛的呼号，忿怼不容的刚烈，力酣气盛，不曾有丝毫隐曲。
屈赋抒写了战国时期昂扬的士人风貌。那是群雄并争、干戈纷扰的乱世，然而策士纵横，指点江山，如锥处囊中，时时脱颖而出，又是士气高涨、精神自由的大时代。屈原与楚王名为君臣，但在人格精神上，屈原自视为帝王的老师，而怀王初始也待他如师如友。所以屈赋斥乘舆，申己志，鸣不平，用“江离辟芷”“蕙苣菉葹”作比，用“善鸟香草”“飘风云霓”起兴。比兴，不唯使他言而无隐，更帮助他抒怀言志，皎而愈明。
司马迁说屈原“穷矣”，阮籍也得一个“穷”字，并且因为“穷途之哭”更广为人知。然而屈原在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时代，天地四方，可任其游戏，未必真“穷”。屈原自沉，是他“伏清白以死直”，与“穷”也没有多大关系。
与屈原相比，阮籍却是真“穷”！《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倒还给阮籍安排了一条返路。实际上，阮籍哪里有返路。他能像后代的陶潜，归去来么？古今论者，只有李商隐“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最为知音。
司马氏砍伐七贤逍遥的竹林，制成弥天盖宇的权杖。魏晋名士隐身失所，遁地无门。上党李熹，在魏末屡拒辟招，司马师当政后，征其为从事中郎，朝夕便至。司马师怪而问他，李熹说：“先君以礼见待，熹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熹畏法而至。”（《晋书·李熹传》）司马昭继之，士人的气骨遭到进一步打压。退路是没有了，逼仄的门后，倒是留了一条进路，弯身匍匐，便可过去。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岩岩若孤松之独立”，怎么也弯不下身。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但与嵇康的“孤松之独立”相比，还是少了些勇猛血性。他被迫弯下身。司马氏联姻示好，他无力明拒，只好日日大醉，一连六十余日，躲了过去；《广陵散》弦绝的次年，司马昭加九锡，公卿劝其登基，派阮籍写表文。阮籍拒无可拒，一篇写完，积郁成疾，两个月后溘然长逝。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妻儿家室，是诗人最软的肋，阮籍怎能不低头？他成功地在司马昭那里留下谨小慎微的印象，避开权杖森冷的锋芒。然而，阮籍终究是建安风骨的传人，苦痛、抑郁、愤懑、悲哀、恐惧、迷惘……生命有多少道褶皱，《咏怀诗》就有多少种滋味。
那是不能散发、也无从散发的滋味，阮籍用杳冥惝恍的比兴，将它们层层包裹起来，独自咀嚼。一方面，这百味杂糅，哪里能说得明白；另一方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怎可说得明白。比兴，原为助明诗旨、畅晓诗意，而在阮籍这里，其用恰恰相反。《咏怀诗》的比兴，是严酷环境中的软猬甲和烟幕弹。诗人既要表达自己，又要保护家小，既在挣扎反抗，又在徘徊犹疑……那不是文学修辞，那是阮籍在阴霾中拨开的丝微缝隙，借一缕天光，吐几口浊气。
（摘编自李翰《比兴的显与晦》）
材料二：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具象类比的思维传统。《诗经》《楚辞》的创作与批判所遵循的“比兴”之义，便是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具体实践。随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水准不断提升，比兴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扩展，乃至与传统文化多个支系融成一体，致使“比兴”成为学界难以攻破的“堡垒”。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文学理论上也有长足的发展。刘勰和钟嵘在对比兴内涵的认识上突破了旧说，总结了新经验。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并提出了“拟容取心”原则。所谓“拟容”，即描绘景物形象，略近乎“取境”；所谓“取心”，即在物象中蕴含作者的感情。这便是后来“意境”说的萌芽。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这些解释都说明他们更多地认识到了比兴方法所构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的艺术特征。
（摘编自刘继才《古典诗词比兴研究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