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精神
①唐人之诗是中国诗的顶峰的这种认识，早在北宋时代就可明确地看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可能都意识到自己是代表其时代的诗人，但他们都推崇杜甫是古今无双的诗人。这些北宋的诗人在注意到自己的诗往往流于说理时，大概一面认为这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而不得已的结果，同时也承认更完美的诗是在唐代这一点同样是无可奈何的历史事实，从而把唐诗看作含有值得永远祖述的东西的存在。
②唐诗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有着如此空前绝后的地位，原因何在呢？大致而言，这是因为自《诗经》以来经历了千年以上历史的诗歌之流，也就是把炽烈的感情用有韵律的语言加以表达的创作之流，到此，方始得到充分的表现。
③这里显而易见的，是韵律的完善。唐诗与其以前的诗相比较，从两个方面，开拓、完善了新的诗歌形式。其一，是有着自由韵律的五言诗及七言诗，也就是被称之为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的相当长的作品。像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样长达数千言的长篇直至唐代方始盛行。这与诗歌已不仅是单纯咏唱瞬间的感情的燃烧，而是成为表达见解和思想的东西有关。其二，是短诗形式的精练。律诗的重要的组成要素是对偶。唐以前诗的对偶，大多是同一事件的反复，因此缺乏有机联系，显得乏味；而杜甫在有机的对比或结合中，使之变化万千；诗的格律，对于优秀的诗人来说，非但不是束缚，而是鼓舞和促进，这便是出色的证明。
④总之，欲自由之时，便完全自由奔放，欲细密凝练之际，又极其细密，唐代方始完成了可吟唱的韵律形式。
⑤然而，唐诗的卓越，决不仅在于韵律，其卓越的基础，首先还是内容。
⑥而我以为，内容卓越的基础，存在于其思想性之中。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具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他们都不仅仅是消极的，而是积极进取者。可以说，甚至连李白也是如此。这种倾向，最初是对六朝末期齐梁诗歌思想内容贫乏反拨的产物。当然，唐以前的诗歌，并非全无思想内容，但就唐以前六朝诗歌一般具有的思想倾向而言，则是极为悲观的。人们意识到动荡不安的现实，屈服于超越人力所及的命运支配，向往着虚幻缥缈的世界。因此在诗中所有的，是疑惑，是绝望。刘宋时的鲍照被认为是那个时代中最活跃的诗人了，但是，试翻阅一下他的诗集吧：“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代白头吟》），也就是说，人本来就是没有希望的存在。其结果是“语昔有故悲，论今无新喜”“前悲尚未弭，后感方复起”（《代共门有车马客行》）。再有是对人的不信任：“心自有所有，旁人那得知”（《代别鹤操》）。被誉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生气的诗人鲍照就已经是这样，而这些，也正是笼罩着无思想性的齐梁小诗人的生活基调。齐梁艳体诗也只不过是那种绝望基调上点缀的纸花而已。
⑦但唐人便非如此了。他们面向着前方。人生将会怎样地遭到命运恣意的摆布，他们对此并非不知。从前代诗人哀叹吟咏中，洞悉其情，深有感触。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认为，人类是要前进的。所谓前进，不仅是个人的前进，更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的前进。至少在杜甫那里，就是这样。诚然，杜甫的诗中，充满着悲哀忧愁，但那悲哀和忧愁，是尽管相信个人与社会都会前进，而这种进步却受到阻挠，由此而产生出的愤懑和悲怨。李白的诗，仿佛过多咏唱快乐，但他咏唱的快乐，并非像前代的诗人那样，只是出于逃避现实这种消极的理由。更强烈的，则有着把快乐视作为对人生充实的积极一面。这种积极的态度，与杜甫是相通的。
⑧唐人所认为的社会进步，就是贤达政治的实现。杜甫自己想成为从政的贤达，但未能得到那样的地位，可以说李白也是如此。而韩愈和白居易，本人则达到了那样的地位。韩愈曾为考功郎中，白居易是刑部尚书。因而，在他们的诗中，有着一般秀才成功的得意劲，而没有杜甫那样的局促感。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终生没有舍弃。或者说，由于有那样的地位，就更增强了文学的积极进取性。在韩愈的诗中，几乎不见“泪”字，这是值得注意的。
⑨那种积极进取性，在唐人的诗中，是普遍的。贾岛被称为唐代最“寒”的诗人，但这位专写“苦辛词”的诗人也感到，把自己的生命清白地维持下去，有一种值得自豪的愉快，这是不能称作消极厌世诗的。
⑩连小诗人尚且如此，大诗人就更是广阔纵深地反映现实。特别是杜甫，对所有的事物非亲自加以审视不可。不仅对人事，对自然也是这样。悉心的观察常常透过现象，达其玄奥。说到自然，和历来的诗人一样，他不甘心被动地描写所面临的自然，而要能动地在面临的自然中附加一些内容。或者说，要自己造出一个新的自然。在一般的场合，所附加的东西，总是带有人事的象征而赋予自然以某种意义。这也是唐诗普遍的妙趣之——“情”和“景”的交融。
⑪还有，诗人各自具有鲜明的思想，与此相关联，则要强烈地进行表现。也就是诗人不愿掩饰各自不同的个性。六朝作品集《文选》中的诗，如果遮住作者的名字来读，要逐个地指明是谁的诗，颇为困难。但唐诗，杜甫就是杜甫，白居易就是白居易，唯在颓衰的晚唐时期，才有着千篇一律的倾向。
⑫总之，可以说《沧浪诗话》中所谓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那是只有在唐诗中才可能具有的吧！
（选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李庆译，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