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代，随着兼并不断，此前较小的国，这时多已灭亡；诸大国地益广，兵益多，进而互相吞并。而位处不同区域的华夏政权楚、燕、赵、秦等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出现同源共祖的观念，为秦最终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打下根基。
——摘编自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史》
材料二：自秦朝中央集权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秦开创的地方治理体制成为其治理的又一大特征……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武帝采取有效措施使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因为(中央)集权的成功，出现了统一的大帝国……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
材料三：秦汉时期内地与边疆的文化、经济、社会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大一统理念难以迅速贯彻于殊俗绝域，因此过渡性治理政策便应时而生。 如秦以天下为郡县，但在征服岭南三郡后，仅设南海尉而不设郡守。两汉针对西域与东北的殊俗，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特定的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
——摘编自卜宪群、袁宝龙《秦汉治边智慧》
材料四：朱绍侯认为，秦统一以后，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郭沫若指出，自从秦统一以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在某些时期出现了分裂割据的状态，统一始终是历史主流。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与我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是有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郭沫若《中国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