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登陆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发现西方和反思传统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交汇、融合的历史过程。甲午之后，追求现代性的中国启蒙知识分子，通过认识“西方”现代文明与帝国强权于一身的两面性，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并籍由其西方想象而确立了中国现代化之“文明”与“富强”两大目标。在百年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国人对西方集强盗与导师于一身的形象的认知往往囿于片面的单向思维，或尊崇西方为现代文明之典范，或仇恨西方帝国强权之罪恶，亲西方和反西方的意识并存。
——摘编自彭明《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表征着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实现民族复兴的悲情式现代化诉求。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西方想象，关乎中国现代化之价值取向。严复对西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文明秩序的认识，梁启超对文明进程中自由与强权之辩证法的思考，陈独秀对西方列强之人性兽性并进的“世界文明之猛兽”的揭示等，无不辩证地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特点。对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亡国灭种的民族悲情、天下主义的文化传统、留学外域的跨文化背景等，构成了影响其西方想象的复杂因素。
——摘编自高力克《双面西方：文明与强权——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西方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