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罗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地瘦，身体像弓一样地弯，面色像死人一样地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做工。譬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 也不愿意去接触她的身体：
“让她扎一两根油线绳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噩梦！”
